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06:23:17 浏览: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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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近年来，我国霍乱疫情虽无显著变化，但造成霍乱流行的潜在因素依然存在；部分地区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暴发疫情时有发生，防治形势不容乐观。近日，越南发生了大规模霍乱疫情，报告发病百余例，对我国相关边境省份的卫生防控工作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为切实做好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防治工作，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保障奥运会的顺利举办，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的疫情监测工作。各地特别是边境地区和奥运会赛区城市要加强对学校、流动人口聚居区、建筑工地、饮食服务从业人员等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疫情的监测和管理；加强对海、水产品的采样监测工作。边境地区及奥运会赛区城市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旅游等部门的疫情联络机制,及时通报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疫情,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加强对各地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疫情控制和信息报告管理工作的技术指导。
二、加强医疗机构感染性疾病科（或肠道门诊）的传染病预检分诊工作。各医疗机构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医疗机构要认真做好腹泻病人的登记、筛检和报告工作，切实做好病例的隔离治疗，严格掌握出院标准，防止疫情扩散。
三、加强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每日审核和分析医疗机构疫情报告情况，一旦发现霍乱病例，要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实施控制措施。要加强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暴发疫情的疫源追踪和密切接触者的管理，切实做好疫点、疫区的卫生处理工作。各地要早安排、早部署，做好药品、试剂等相关应急物资准备。
四、落实对餐饮业和饮用水的卫生监管措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大传染病防治监督力度，结合奥运保障食品、饮用水和公共场所卫生专项整治活动和《2008年国家公共卫生重点监督检查计划》，加大对餐饮业、饮用水和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检查力度。要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把学校食堂及为学校供应食品和饮用水，特别是生食水产品、瓶（桶）装饮用水和高风险性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作为卫生监督检查的重点，严厉查处无证经营行为；加大对集中式供水单位、二次供水单位尤其是学校自备井水的监督检查力度，防止因饮用水污染而导致的肠道传染病暴发。
五、做好专业人员培训和考核工作。各地特别是边境地区和奥运会赛区城市卫生行政部门要不断强化对医疗机构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其专业人员的肠道传染病防治技术培训和监督检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依法开展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肠道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指导和考核。
六、广泛深入地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健康教育活动。各地要进一步加大环境卫生的整治力度，做好改水改厕和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大力开展霍乱等肠道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充分利用基层乡、村医疗卫生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提倡健康的饮食和卫生习惯，增强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
特此通知。
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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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
——以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
张建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 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已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优越论”观点的冷静分析发现，这两者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关键词】 物权行为理论 无因性原则 善意取得 物权变动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物权立法的展开，物权行为理论已经成为学者们争议的一大热点问题。其中，对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的孰优孰劣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已诞生不少的优秀的学术专著和论文。①到目前为主，主流观点认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无论在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适用范围还是在保护第三人的条件上均比善意取得制度更为优越（以下简称“优越论”）。对此笔者持保留态度，并将试着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对其进行解构，认为这两个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这个结论是否还成立呢？这就是本文所试图解答的问题。
二、对“优越论”观点的评析
（一）在动产领域，无因性原则是否优越于善意取得制度。
“优越论”认为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实践作用逐渐消退。其理由如下：（1）依据善意认定的一般规则，第三人必须为其是否善意自负举证责任，这样就不合理地加重了第三人的负担。[1]（2）善意取得制度实行的是主观善意标准，而要想建立一个法理上完善、司法上可行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必须就第三人的“善意”建立起一个客观标准，但是用客观标准来确定主观心态非常困难，在当代信息高速发达的社会，善意的举证困难更大，司法上有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无因性原则将第三人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的知情与否作为其“善意”的确定标准。这样，因不动产登记与动产的占有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故其所确定的善意标准是一种在外界容易识别且在司法上比较易行的客观标准。因此，无因性原则是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扬弃，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公正。[2]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值得进一步的商榷：第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原权利人就第三人的“恶意”进行举证，否则法官就认定第三人为善意。因此，第三人并不需要就其善意与否自负举证责任，而是被推定为善意；第二，即使无因性原则所确立的客观善意标准是建立在不动产登记与动产的占有（交付）等物权公示公信力的基础之上，但是公信力也有绝对公信力和相对公信力之分。前者指不分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只要第三人根据公示的内容而与表征权利人进行交易，其利益就必然会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由于采取绝对公信力原则违备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以及打破了当事人之间合理的利益平衡。故该原则早已被各国立法所抛弃，转而采取相对公信力原则，即只有无过错的相信公示内容的善意第三人与表征权利人所为之交易，其利益方可受保护。这样就将明知或应知公示内容不真实而仍与表征权利人交易的恶意第三人排除在外，这样也就在牺牲原权利人利益和保护善意第三人之间找到了一个合理地平衡点。
至于相对公信力原则中的第三人的“恶意”的举证责任的承担与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其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恶意”判断标准如出一辙。它不仅也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原权利人就第三人的善意与否进行举证，否则推定第三人为善意，而且第三人的“善意”也同样可结合以下因素进行认定：（1）第三人在交易时是否已知道转让人为无权处分；（2）转让的价格；（3）交易的场所和环境；（4）转让人在交易时是否形迹可疑；（5）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3]由此可见，在无因性原则当中，建立在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所谓客观善意标准其实质仍然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因此，以此来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观善意标准，这不仅是对公信力原则的一个误解，也是对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认定标准的一个误读。
（二）不动产物权变动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优越论”理论认为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理由如下：①不动产物权登记有公信力，第三人可受登记公信力的保护；②现实生活中没有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必要。因为交易的相对方即使受处分人的欺骗，但只要到不动产登记簿上一查便可清楚。而一旦出现处分人为非权利人时他就会中止与其交易，因此没有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4]
笔者认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其理由如下：（1）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理论依据为占有的公信力，而登记同样具有公信力。既然动产因占有的公信力取得其物权可为善意取得，那为何不动产同样因登记的公信力而取得物权就不能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呢？！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说法不同而已，其实这两者之间的法理是相通的，即都是建立在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之上，否则，其在法律上就无法自圆其说；（2）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根本就不适用于“慌称自己有权利”的情形，它仅适用登记瑕疵的情形，比如由于登记官吏的失误、物权受让人伪造出卖人的登记委托书、受让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代理授权委托书，以及登记实质关系的无效、被撤销等原因而造成登记簿不当等情形。这时，善意第三人因相信登记信息真实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故该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就该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其进行保护；（3）根据民法原理,物权的取得有原始取得和既受取得两种方式,前者有生产、先占、添赋、善意取得、时效取得等；后者有买卖、赠予、继承等。而在这些取得方式中并没有将公信力作为物权取得方式的法定方式加以规定，因此如果否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将有悖于整个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基本构造。[5]
（三）在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上，无因性原则是否比善意取得制度更为优越
“优越论”的观点认为答案是肯定地。他们认为无因性原则的法理构造在于切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间的效力联系，使物权变动发生的“机关”仅在于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意而不受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这不仅是法律行为理论的精华——意思自治原则在物权领域的应有体现，而且也符合法律体系结构严谨的逻辑要求。而善意取得制度则是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它有着自身不周密的缺陷。即根据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销的。这样，如果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存在瑕疵时，双方均没有撤销权，故最终对第三人的保护仍有缺陷。而根据无因性原则来处理，则双方可根据债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方式进行救济。[6]
笔者认为这个似是而非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将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定位于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这也仅仅是就善意取得性质进行解释的多种理论中的一种，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具体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构造上，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选择。在实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有效，而无权处分行为则为效力待定。如果出让人事后没有经过权利人同意或取得处分权，则无权处分行为无效。这时善意第三人只能“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但在实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即“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 [7]即在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情形下，无权处分合同乃为有效合同。另外善意取得前提就必须是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交易行为，而且双方之间的交易的存在也是该制度之所以对第三人特别进行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而交易的实质乃为法律行为，故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在本质上仍为法律行为。因此，尽管善意取得制度建立的客观法理构造是物权公示的公信力，但其内部逻辑关系仍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之上，而并非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四）在适用范围上，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为互补关系
“优越论”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解决的是行为人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解决的则是当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但第一受让人为有权处分时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因此两者是互补关系而非谁取代谁的关系。[8]
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矛盾，即用自己的理论来对自身进行论证。因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者撤销时，第一受让人是否享有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不同的答案。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比如在德国，其前手因适用无因性原则而使其当然享有物的所有权；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比如在我国，由于其不实行无因性原则，故第一受让人对标的物并不享有所有权，其所为的处分乃无权处分，其当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德国法中，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并行不悖，共同为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保驾护航；但我国以及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采取的乃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故善意取得制度不仅完全可以适用行为人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也同样可以适用当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但第一受让人为有权处分时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善意取得制度比无因性原则更为周延，我们不应该弃简从繁而人为的增添许多烦恼。
（五）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是否是对该原则本身完善的体现
所谓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是指针对适用无因性原则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不分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而予以一体保护等）而对该原则所进行的一种修正。其方法主要有条件关联说、法律行为一体化理论和瑕疵同一说。 “优越论”观点认为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不是因为物权行为受债权行为效力影响的结果，而是物权合意作为法律行为在物权领域的体现，受其调整的结果，是该原则在适用时进一步完善的体现。[9]
事实上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并非如此，而恰恰相反，它是从根本上对该原则进行了否定。下面顺着“优越论”观点的思路运用法律行为理论对无因性原则的适用情形进行实证考察。大多数学者认为，一项法律行为的有效应该符合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和内容合法等三个方面的要件。（1）主体合格。在一项交易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主体为同一人，故若前者主体不合格，则后者主体通常也不合格。当然，这里可以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订立合同时行为人为未成年人，而当其为物权行为时则已成年。其实这时债权行为的主体瑕疵完全可以通过行为人的追认而得以消除；另外一个例外就是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正处于精神病状态，而其为物权行为时则已处于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同样可基于与未成年人情形中相同的法理而消除主体瑕疵，而且这两个例外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罕见。由此可见，就行为人的主体资格而言，无因性原则难以适用。（2）意思表示真实。债权合同在此归于无效的原因通常有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以及重大误解等。事实上，债权行为在此要件上的瑕疵通常必然要影响到物权行为的效力。这也是无因性原则相对化中的“同一瑕疵理论”之所以产生的理由之所在。当然，如果行为人在受欺诈、重大误解后知道了事情真相或者在受胁迫、趁人之危的状态消除后仍自愿与对方为物权行为，这时物权行为当然有效，但我们也可视为行为人放弃了撤销权，因此，其债权行为仍自始有效。这样，因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均为有效而同样没有无因性原则适用的空间。（3）内容合法。当债权行为内容违反公序良俗或者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时，以前德国主流观点认为物权合意是“无色无味的”，其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事实上否认物权合意的伦理意义，这不仅缺乏现实的依据，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因此，在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质”，其无因性原则也难以成立。[10]
当然，为了适应生活实践的需要，任何一种制度、原则均可以对其自身进行修正使其更为完善，但其修正的底线不应该是对其自身的根基进行否定，否则该原则也就不在成为其原则。而一旦我们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纳入到法律行为理论这台“显微镜”下进行实证考察时，却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行为的无效时，其物权行为也必定无效。
另外，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引进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均会对我国法律产生不利影响。首先看形式合理性。我国就建国以来所颁布的大大小小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但不承认无因性原则作为一种立法思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各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过程。倘若现在贸然继受德国的无因性原则，必然会造成现有的法律体系的逻辑混乱。其次看实质合理性。在存在第三人已取得物权的情形下，若采用无因性原则，则原权利人只能向第一买受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但若采用善意取得制度，则原权利人不仅可以基于他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保管合同、租赁合同以及借用合同等）而行使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还可以基于无权处分人的侵权或者不当得利而得到救济，因此其保护方法可以更为多样化。
三、小结
为达到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目的，在民法体系中可以有多种制度设计，比如，取得时效制度、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法律行为制度以及善意取得制度等。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仅仅是多种选项中的一个子选项，它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解释问题乃至政策选择问题。各国常根据各自已有的法律传统及其其它实际情况而作出符合自己国情的选择，而通过对“优越论”的观点进行冷静的分析后就会发现，在采取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确实比后者更为优越；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注释：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有：孙宪忠：论物权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J]，北京：人大复印资料，1998（9）；何宗泽：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31）.
参考书目：
[1]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55.
[2]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202.
[3]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69.
[4]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201.
[5]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401.
[6]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J].人大复印资料，1998.（9）.
[7]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32.
[8]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36.
[9]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188.
[10]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6－226.
Again o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by analyzing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ZhangJian-sheng
Abstr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yer, the viewpoint which is better betwee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scholars’ disputes. By analyzing “the viewpoint of superior”, we can find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s in the different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In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which adopted the formulism of property right,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can coexistence with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But in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which adopted the formalism of creditor’ rights,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is better tha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试论警察体力透支与再生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下公安工作的内涵与外延正在不断增加和扩大。特别是当前警务工作与非警务工作交织在一起，消耗了大量的警力，使公安机关警力本身就紧张的状况无法得到缓解，我们的民警为了完成这些繁重的工作任务，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同时又得不到很好地恢复与保养，严重地影响了民警的身体健康，削弱了公安机关的战斗力。究其原因：除了公安工作的特殊性以外，还存在着：一是警察体力透支现象严重；二是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对警察体力透支和再生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三是警察体力再生的具体措施不到位等原因。笔者就公安机关警察体力透支与再生问题作一些研究，供大家参考。
一 、警察体力透支现象严重
所谓警察体力透支是指公安机关长期分配给民警的工作或交办的任务，严重地超过了国家法定的公务员工作时间，致使民警只有靠加班加点来完成，造成民警体力消耗过大和身体素质普遍下降的现象。警察体力透支还包括脑力、心理、精神等方面的严重支出 。
“警力”和“警察体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警力”是指警察的兵力，是从整体上来说的；“警察体力”是指警察体能综合状况，是从总体和个体上来说的；“警察”是指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武装力量，也指参加这种武装力量的成员；“民警”是“人民警察”的简称，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的。两者是一种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警察”的外延大；“警察体力”与“民警体力”概念相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42条、第43条规定了公民享有充分的劳动权、休息权和获取报酬权，每周五天工作制就是国家对公务员劳动权的具体规定及应用，不存在透支与不透支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民警在法定的工作时间内无法完成单位分配的工作或者交办的任务，只有靠延长工作时间才能够完成，是警察体力的一种透支现象。
〈一〉工作上严重超时间，导致民警休息权无法保障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把警察体力透支分为一般透支，严重透支，超严重透支三种现象。
〈1〉一般透支。一般透支就是指警察每周要加班加点一到两个工作日，即8—16小时内，这应是允许的透支范围；
〈2〉严重透支。严重透支就是指警察每周要加班加点三个工作日以上，即24小时以上。这种透支方式，势必造成警察整体身体素质下降，应当引起警觉；
〈３〉超严重透支。超严重透支就是指警察每周要加班加点五个工作日以上，即40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每周7天要连续每天工作11小时或者每周5天要连续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长年累月如此，后果十分严重。
据统计：某县公安局现有民警234 人，按民警工作性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民警，每周加班加点在26小时以上。其中值班10小时，政治学习5小时，参加各种临时性的工作11小时以上，如统一行动、治安大清查、专项斗争、专项治理，完成其他工作等。单位行政领导的值班、政治学习、出差时间远远超过一般从事行政管理的民警；另一类是在第一线从事业务工作的派出所民警、交巡警、刑警、治安民警等，每周加班加点均在50 小时以上，其中值班24小时以上，政治学习5小时，参加各种临时性的工作21小时以上，如侦察破案、查处治安案件，统一行动、治安大清查、专项斗争、专项治理，完成其他工作等。
按照我国公务员每周5天工作制的规定，我们的民警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40小时，一般实际工作37.5小时。但是某县234 名民警，平均每周加班加点37 小时，是法定工作时间的一倍。其中一线业务民警的加班加点，超出了法定工作时间的1.35倍，机关行政管理民警超出了法定工作时间的0.7倍。如果将民警的劳动权与休息权分开来说，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就是对休息时间的绝对占用，导致民警休息权无法保障，造成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 。
〈二〉任务繁重，工作环境较差，致使警察体力透支过大
〈1〉临时性工作面广量多，民警精力消耗过大。一线业务民警，每周要用近三个工作日的时间去完成名目繁多的阶段性、临时性工作。比如“春季百日大会战”，这个专项斗争一搞就是一百天，我们的民警把辖区内翻了个底朝天，三个月时间下来，大家疲惫不堪；又如“夏季社会治安重点整治”专项治理工作，重点就是加强夜间的治安巡逻，一搞就是一两个月，实行定人、定岗位、定时间，督察到现场办公；另外象“秋季攻势”和“冬季严打”等专项斗争，一个接一个，名目繁多，往往上一个专项斗争还没有扫尾，下一个又在计划中，而且这些临时性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有指标、要求高，搞得一线民警疲于奔命，效果如何暂且不论，消耗了大量的警力和警察体力确是事实。
〈2〉非警务工作花费了大量的警力，导致警察体力透支过大。当前，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对社会的承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公安机关是接受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双重领导的，在完成上级公安机关分配的工作任务的同时，也要围绕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对非警务工作也不能一概推辞，要慎重对待。例如前段时间的“非典”工作，已不是一般性的卫生防疫问题，已上升到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公安机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的一些民警日夜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尤其是发现疑似病例后，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接触人员的调查和隔离工作。对疫区人员流动到非疫区的调查，我们的一线业务民警，加班加点快速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公安机关要安排民警到一些隔离区值勤，还要处置发生的重大治安案件和事件，牵制了我们的大量警力。各地公安机关每年要处理大量类似“非典”的非警务工作，我们民警的体力透支过大。
〈3〉弹性工作制度不规范，民警的劳动时间相对延长，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上级公安机关要求各基层公安机关普遍实行弹性工作制，这一思路很好，可以解决基层派出所和机关一线科所队八小时以外警力不足的问题。但是问题也就出来了，把民警的工作劳动时间从八小时延长到二十四小时，如何安排我们的民警休息，这是一个涉及到民警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的问题，也是一个科学使用警力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变成了弹性工作制度不弹性的现象，对民警八小时以外的强制性规定，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前提要合法，民警工作时间的相对延长，就是对其休息时间的绝对占用，关键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警力，做到工作与休息两不误的问题。人不是机器，久张弓必力竭，这是一个硬道理，休息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4〉工作环境较差，民警体力透支增大。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基层公安机关的工作环境普遍较差，欠发达地区就更差。从硬件方面来说，表现为三差：一是房子差；二是交通工具差；三是其他基础设施差。房子差主要表现在房屋陈旧，阴暗潮湿，办公、生活用房不配套，夏天降暑和冬天取暖设备不全。特别是夏天高温炎热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民警，在闷热的办公室里，警服湿漉漉，肩上搭条湿毛巾，头昏脑胀，在这种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还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们靠的就是去拼体力；交通工具差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的一些乡下派出所，目前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这种车辆只能在山区当交通工具，到城市里去办案找不到停车的地方。特别是夏天高温乘车，我们的一些民警风趣地称之为洗“桑拿浴”，那种滋味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道，出一趟差真是要人半条命；其他基础设施差是指基层派出所与硬件相配套方面的问题。如室外、室内活动场地，食堂、厕所等不配套。就厕所而言，前几年我们某地一乡下派出所，连个厕所都没有，大小便都要到300米外的公厕去，某年一天下午一名犯罪嫌疑人上公厕时，乘看守民警不备行凶逃脱，在逃跑过程中溺水身亡，发生了重大事故和重大群众性治安事件。就事故本身而言笔者不想多说，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明白，就是我们基层派出所的硬件实在太差了，假如派出所有了厕所，一切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反映出我们民警的工作、生活条件实在太辛苦了，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条件都不具备 。
〈三〉经费奇缺，加剧了警察体力的透支
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费严重不足，连最基本的办公经费都保障不了，象侦查案件需要到外地调查，差旅费都报销不了；民警常年辛辛苦苦地在第一线工作，本来就很少的一些合理补贴没有钱发放，对警察体力再生方面的投入就更没有钱了。比如合理地不违反财务制度地发放一定数量的加班补贴和奖金，搞一些福利，对一线民警分期分批进行疗养和落实年休假制度，改善基层派出所的办公配套设施和办公环境，建立活动中心、疗理中心等，由于经费奇缺，就得不到落实。因此警察体力透支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就是经费的问题。
二、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的危害性
公安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我们所有民警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体力。警察体力透支简单地说就是体力使用过度，科学地使用警力和消耗警察体力，对民警的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长期过度地严重或者超严重地透支警察体力，就会造成我们民警总体身体素质下降，甚至造成严重地伤害。
〈一〉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导致全体民警身体素质普遍下降，职业病突出，民警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从某市公安系统对下属2971 名民警健康〈依据体检资料〉状况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疾病：一是28.47%的民警肝功能普遍较差。如患有肝炎、肝肿大、脂肪肝、酒精肝等；二是35.16 %的民警患有肥胖综合症。常常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偏高等；三是68.29%患有严重的肠胃病；四是81.47%的民警患有头痛、胸闷、失眠、四肢乏力和无名状的炎症。五是12.34%的民警患有后天性心脏疾病。
由于我们的民警长年累月地加班加点，昼夜颠倒，吃住无规律，正常人的生物钟打乱了，再加上平时休息与保养措施跟不上去，导致内分泌失调，身体免疫功能下降，普遍患有与职业相关的疾病。
〈二〉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导致一线业务警察严重疾病缠身，花费了大量的医疗费用，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费更加紧缺
某县公安局近234名民警，长年患肝病、后天性心脏疾病的老病号有10人，占民警总数的4%，这些老病号每人每年医疗费用均在2—3万元，以往每年要花费全局60%以上的职工基本医疗费用。
从患有严重疾病的民警岗位去分析，以上10 人均是长期从事一线业务工作的民警。其中原在刑侦部门、派出所工作10年以上，现调到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有5人，仍然在一线业务部门工作还有5人。
〈三〉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导致一些民警英年早逝或者达不到我国公民的平均寿命
从近几年我国发布的一些资料中表明，人均寿命均超过70岁以上，其中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但是在公安系统内部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笔者从某县公安局人事档案中统计出以下数据：
〈A〉该县已经逝世的离休、退休民警平均寿命为66.12岁。从1982年底开始到2002年底为止，共离休、退休民警 20 人，其中离休、退休五年内逝世为5人，占总数的25 %；10年内逝世为 8人，占总数的 40%；
〈B〉所有逝世民警的平均寿命为59.95岁，含在职病逝的民警；
〈C〉现在长寿的为12人，占总数的 60 % 。
从科学的角度来谈长寿的问题，主要是工作、生活的规律性，饮食、营养的合理性，心理调节、身心保养的科学性，身体锻炼的适当性。作为我们的民警来说，平时就没有条件去遵循这些长寿的规律，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后又得不到很好地恢复与保养，靠拼身体老本过日子，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英年早逝或者寿命不长的现象发生。
〈四〉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导致民警总体和个体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最终严重地影响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人民警察应该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准军事化队伍。整体战斗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就是民警的整体身体素质与个体身体素质。比如要执行某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或者开展大规模的专项斗争、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和业务部门在抽调安排人员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民警的身体状况，适应不适应这项工作。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民警身体健康状况尤为重要，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势必导致民警总体和个体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最终严重地影响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三、警察体力的再生
警察体力再生是指公安机关对我们民警透支的体力如何科学地恢复与保养，以及科学、合理地使用警力的问题。
警察体力再生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他直接关系到公安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警察队伍战斗力的提高，关系到警察合法权益的维护等问题。
〈一〉各级公安机关要重视警察体力再生问题
警察体力再生问题，对公安机关来说，这是一个老问题新课题，一讲起来大家都知道一些，但是没有人去系统地分析研究过。一些公安部文件和部领导的讲话中都提到要科学地使用警力问题，笔者认为：“要科学地使用警力”就包含了警察体力透支与再生的平衡关系。但是作为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的领导来说，就要用客观、全面、科学、发展的观点去对待警察体力的再生问题，要从发展公安事业，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和维护警察合法的权益的角度去认识这一问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基层一线业务民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为他们排忧解难，解惑释疑，把目前这种零碎的恢复和保养警察体力工作变成一种规范的长效管理机制，要注重工作实效。
各级公安机关要把警察体力的透支与再生问题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例入党委的议事日程，要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切实关注警察体力的恢复与保养工作。
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一谈到警察体力透支和恢复与保养问题，就认为是某某人政治觉悟不高，没有奉献精神，动机目的不纯或者是动摇警心，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不实事求是的，应当屏弃。
〈二〉警察体力再生的关键问题是各种恢复与保养警察体力的措施必须到位
劳动权、休息权、获取报酬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的民警同样享有上述基本权利。公安工作需要我们的民警在完成八小时工作后去加班加点，他们毫无怨言地去做了，作为民警来说已经履行了劳动的义务，同样他们可以获得休息的权利以及获取报酬的权利。获取报酬的权利是法律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一种原则，任何单位和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
〈1〉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部门，要加强民警八小时以外加班加点工作的登记管理。在公安机关内部，我们的民警工作确实很艰苦，政工部门在对民警考勤时，不仅仅是对八小时内的考勤，对加班加点情况也要考勤，以此作为年底对民警考核奖惩的依据之一。有条件的地方，在不违反财政纪律的前提下，要妥善解决民警的多劳多得问题；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做好民警的调休工作。
〈2〉要按规定保证我们的民警享有充分的休息权。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年休假”、“五一”、“十月一日”、“春节”放长假等，在没有特殊的任务下，我们的后勤部门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好民警休息时间；要落实经费，每年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安排一线民警疗养休息，使他们长期消耗的体力能够从休息中得到恢复和保养。
〈3〉要定期对民警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对疾病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后，势必对民警的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严重的后果，患职业病现象普遍。各级公安机关要抓好民警的身体保健工作，要千方百计地落实经费，每年为民警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对一些严重的职业病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以此来提高我们民警的身体健康状况。
〈三〉定期换岗、妥善安排，把恢复与保养一线业务警察体力工作落实到实际处
——以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
张建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 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已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优越论”观点的冷静分析发现，这两者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关键词】 物权行为理论 无因性原则 善意取得 物权变动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物权立法的展开，物权行为理论已经成为学者们争议的一大热点问题。其中，对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的孰优孰劣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已诞生不少的优秀的学术专著和论文。①到目前为主，主流观点认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无论在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适用范围还是在保护第三人的条件上均比善意取得制度更为优越（以下简称“优越论”）。对此笔者持保留态度，并将试着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对其进行解构，认为这两个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这个结论是否还成立呢？这就是本文所试图解答的问题。
二、对“优越论”观点的评析
（一）在动产领域，无因性原则是否优越于善意取得制度。
“优越论”认为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实践作用逐渐消退。其理由如下：（1）依据善意认定的一般规则，第三人必须为其是否善意自负举证责任，这样就不合理地加重了第三人的负担。[1]（2）善意取得制度实行的是主观善意标准，而要想建立一个法理上完善、司法上可行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必须就第三人的“善意”建立起一个客观标准，但是用客观标准来确定主观心态非常困难，在当代信息高速发达的社会，善意的举证困难更大，司法上有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无因性原则将第三人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的知情与否作为其“善意”的确定标准。这样，因不动产登记与动产的占有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故其所确定的善意标准是一种在外界容易识别且在司法上比较易行的客观标准。因此，无因性原则是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扬弃，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公正。[2]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值得进一步的商榷：第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原权利人就第三人的“恶意”进行举证，否则法官就认定第三人为善意。因此，第三人并不需要就其善意与否自负举证责任，而是被推定为善意；第二，即使无因性原则所确立的客观善意标准是建立在不动产登记与动产的占有（交付）等物权公示公信力的基础之上，但是公信力也有绝对公信力和相对公信力之分。前者指不分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只要第三人根据公示的内容而与表征权利人进行交易，其利益就必然会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由于采取绝对公信力原则违备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以及打破了当事人之间合理的利益平衡。故该原则早已被各国立法所抛弃，转而采取相对公信力原则，即只有无过错的相信公示内容的善意第三人与表征权利人所为之交易，其利益方可受保护。这样就将明知或应知公示内容不真实而仍与表征权利人交易的恶意第三人排除在外，这样也就在牺牲原权利人利益和保护善意第三人之间找到了一个合理地平衡点。
至于相对公信力原则中的第三人的“恶意”的举证责任的承担与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其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恶意”判断标准如出一辙。它不仅也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原权利人就第三人的善意与否进行举证，否则推定第三人为善意，而且第三人的“善意”也同样可结合以下因素进行认定：（1）第三人在交易时是否已知道转让人为无权处分；（2）转让的价格；（3）交易的场所和环境；（4）转让人在交易时是否形迹可疑；（5）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3]由此可见，在无因性原则当中，建立在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所谓客观善意标准其实质仍然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因此，以此来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观善意标准，这不仅是对公信力原则的一个误解，也是对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认定标准的一个误读。
（二）不动产物权变动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优越论”理论认为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理由如下：①不动产物权登记有公信力，第三人可受登记公信力的保护；②现实生活中没有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必要。因为交易的相对方即使受处分人的欺骗，但只要到不动产登记簿上一查便可清楚。而一旦出现处分人为非权利人时他就会中止与其交易，因此没有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4]
笔者认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其理由如下：（1）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理论依据为占有的公信力，而登记同样具有公信力。既然动产因占有的公信力取得其物权可为善意取得，那为何不动产同样因登记的公信力而取得物权就不能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呢？！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说法不同而已，其实这两者之间的法理是相通的，即都是建立在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之上，否则，其在法律上就无法自圆其说；（2）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根本就不适用于“慌称自己有权利”的情形，它仅适用登记瑕疵的情形，比如由于登记官吏的失误、物权受让人伪造出卖人的登记委托书、受让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代理授权委托书，以及登记实质关系的无效、被撤销等原因而造成登记簿不当等情形。这时，善意第三人因相信登记信息真实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故该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就该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其进行保护；（3）根据民法原理,物权的取得有原始取得和既受取得两种方式,前者有生产、先占、添赋、善意取得、时效取得等；后者有买卖、赠予、继承等。而在这些取得方式中并没有将公信力作为物权取得方式的法定方式加以规定，因此如果否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将有悖于整个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基本构造。[5]
（三）在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上，无因性原则是否比善意取得制度更为优越
“优越论”的观点认为答案是肯定地。他们认为无因性原则的法理构造在于切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间的效力联系，使物权变动发生的“机关”仅在于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意而不受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这不仅是法律行为理论的精华——意思自治原则在物权领域的应有体现，而且也符合法律体系结构严谨的逻辑要求。而善意取得制度则是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它有着自身不周密的缺陷。即根据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销的。这样，如果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存在瑕疵时，双方均没有撤销权，故最终对第三人的保护仍有缺陷。而根据无因性原则来处理，则双方可根据债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方式进行救济。[6]
笔者认为这个似是而非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将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定位于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这也仅仅是就善意取得性质进行解释的多种理论中的一种，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具体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构造上，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选择。在实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有效，而无权处分行为则为效力待定。如果出让人事后没有经过权利人同意或取得处分权，则无权处分行为无效。这时善意第三人只能“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但在实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即“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 [7]即在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情形下，无权处分合同乃为有效合同。另外善意取得前提就必须是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交易行为，而且双方之间的交易的存在也是该制度之所以对第三人特别进行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而交易的实质乃为法律行为，故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在本质上仍为法律行为。因此，尽管善意取得制度建立的客观法理构造是物权公示的公信力，但其内部逻辑关系仍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之上，而并非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四）在适用范围上，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为互补关系
“优越论”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解决的是行为人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解决的则是当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但第一受让人为有权处分时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因此两者是互补关系而非谁取代谁的关系。[8]
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矛盾，即用自己的理论来对自身进行论证。因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者撤销时，第一受让人是否享有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不同的答案。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比如在德国，其前手因适用无因性原则而使其当然享有物的所有权；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比如在我国，由于其不实行无因性原则，故第一受让人对标的物并不享有所有权，其所为的处分乃无权处分，其当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德国法中，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并行不悖，共同为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保驾护航；但我国以及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采取的乃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故善意取得制度不仅完全可以适用行为人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也同样可以适用当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但第一受让人为有权处分时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善意取得制度比无因性原则更为周延，我们不应该弃简从繁而人为的增添许多烦恼。
（五）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是否是对该原则本身完善的体现
所谓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是指针对适用无因性原则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不分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而予以一体保护等）而对该原则所进行的一种修正。其方法主要有条件关联说、法律行为一体化理论和瑕疵同一说。 “优越论”观点认为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不是因为物权行为受债权行为效力影响的结果，而是物权合意作为法律行为在物权领域的体现，受其调整的结果，是该原则在适用时进一步完善的体现。[9]
事实上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并非如此，而恰恰相反，它是从根本上对该原则进行了否定。下面顺着“优越论”观点的思路运用法律行为理论对无因性原则的适用情形进行实证考察。大多数学者认为，一项法律行为的有效应该符合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和内容合法等三个方面的要件。（1）主体合格。在一项交易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主体为同一人，故若前者主体不合格，则后者主体通常也不合格。当然，这里可以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订立合同时行为人为未成年人，而当其为物权行为时则已成年。其实这时债权行为的主体瑕疵完全可以通过行为人的追认而得以消除；另外一个例外就是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正处于精神病状态，而其为物权行为时则已处于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同样可基于与未成年人情形中相同的法理而消除主体瑕疵，而且这两个例外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罕见。由此可见，就行为人的主体资格而言，无因性原则难以适用。（2）意思表示真实。债权合同在此归于无效的原因通常有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以及重大误解等。事实上，债权行为在此要件上的瑕疵通常必然要影响到物权行为的效力。这也是无因性原则相对化中的“同一瑕疵理论”之所以产生的理由之所在。当然，如果行为人在受欺诈、重大误解后知道了事情真相或者在受胁迫、趁人之危的状态消除后仍自愿与对方为物权行为，这时物权行为当然有效，但我们也可视为行为人放弃了撤销权，因此，其债权行为仍自始有效。这样，因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均为有效而同样没有无因性原则适用的空间。（3）内容合法。当债权行为内容违反公序良俗或者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时，以前德国主流观点认为物权合意是“无色无味的”，其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事实上否认物权合意的伦理意义，这不仅缺乏现实的依据，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因此，在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质”，其无因性原则也难以成立。[10]
当然，为了适应生活实践的需要，任何一种制度、原则均可以对其自身进行修正使其更为完善，但其修正的底线不应该是对其自身的根基进行否定，否则该原则也就不在成为其原则。而一旦我们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纳入到法律行为理论这台“显微镜”下进行实证考察时，却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行为的无效时，其物权行为也必定无效。
另外，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引进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均会对我国法律产生不利影响。首先看形式合理性。我国就建国以来所颁布的大大小小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但不承认无因性原则作为一种立法思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各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过程。倘若现在贸然继受德国的无因性原则，必然会造成现有的法律体系的逻辑混乱。其次看实质合理性。在存在第三人已取得物权的情形下，若采用无因性原则，则原权利人只能向第一买受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但若采用善意取得制度，则原权利人不仅可以基于他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保管合同、租赁合同以及借用合同等）而行使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还可以基于无权处分人的侵权或者不当得利而得到救济，因此其保护方法可以更为多样化。
三、小结
为达到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目的，在民法体系中可以有多种制度设计，比如，取得时效制度、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法律行为制度以及善意取得制度等。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仅仅是多种选项中的一个子选项，它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解释问题乃至政策选择问题。各国常根据各自已有的法律传统及其其它实际情况而作出符合自己国情的选择，而通过对“优越论”的观点进行冷静的分析后就会发现，在采取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确实比后者更为优越；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注释：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有：孙宪忠：论物权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J]，北京：人大复印资料，1998（9）；何宗泽：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31）.
参考书目：
[1]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55.
[2]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202.
[3]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69.
[4]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201.
[5]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401.
[6]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J].人大复印资料，1998.（9）.
[7]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32.
[8]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36.
[9]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188.
[10]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6－226.
Again o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by analyzing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ZhangJian-sheng
Abstr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yer, the viewpoint which is better betwee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scholars’ disputes. By analyzing “the viewpoint of superior”, we can find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s in the different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In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which adopted the formulism of property right,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can coexistence with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But in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which adopted the formalism of creditor’ rights,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is better tha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试论警察体力透支与再生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下公安工作的内涵与外延正在不断增加和扩大。特别是当前警务工作与非警务工作交织在一起，消耗了大量的警力，使公安机关警力本身就紧张的状况无法得到缓解，我们的民警为了完成这些繁重的工作任务，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同时又得不到很好地恢复与保养，严重地影响了民警的身体健康，削弱了公安机关的战斗力。究其原因：除了公安工作的特殊性以外，还存在着：一是警察体力透支现象严重；二是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对警察体力透支和再生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三是警察体力再生的具体措施不到位等原因。笔者就公安机关警察体力透支与再生问题作一些研究，供大家参考。
一 、警察体力透支现象严重
所谓警察体力透支是指公安机关长期分配给民警的工作或交办的任务，严重地超过了国家法定的公务员工作时间，致使民警只有靠加班加点来完成，造成民警体力消耗过大和身体素质普遍下降的现象。警察体力透支还包括脑力、心理、精神等方面的严重支出 。
“警力”和“警察体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警力”是指警察的兵力，是从整体上来说的；“警察体力”是指警察体能综合状况，是从总体和个体上来说的；“警察”是指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武装力量，也指参加这种武装力量的成员；“民警”是“人民警察”的简称，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的。两者是一种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警察”的外延大；“警察体力”与“民警体力”概念相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42条、第43条规定了公民享有充分的劳动权、休息权和获取报酬权，每周五天工作制就是国家对公务员劳动权的具体规定及应用，不存在透支与不透支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民警在法定的工作时间内无法完成单位分配的工作或者交办的任务，只有靠延长工作时间才能够完成，是警察体力的一种透支现象。
〈一〉工作上严重超时间，导致民警休息权无法保障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把警察体力透支分为一般透支，严重透支，超严重透支三种现象。
〈1〉一般透支。一般透支就是指警察每周要加班加点一到两个工作日，即8—16小时内，这应是允许的透支范围；
〈2〉严重透支。严重透支就是指警察每周要加班加点三个工作日以上，即24小时以上。这种透支方式，势必造成警察整体身体素质下降，应当引起警觉；
〈３〉超严重透支。超严重透支就是指警察每周要加班加点五个工作日以上，即40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每周7天要连续每天工作11小时或者每周5天要连续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长年累月如此，后果十分严重。
据统计：某县公安局现有民警234 人，按民警工作性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民警，每周加班加点在26小时以上。其中值班10小时，政治学习5小时，参加各种临时性的工作11小时以上，如统一行动、治安大清查、专项斗争、专项治理，完成其他工作等。单位行政领导的值班、政治学习、出差时间远远超过一般从事行政管理的民警；另一类是在第一线从事业务工作的派出所民警、交巡警、刑警、治安民警等，每周加班加点均在50 小时以上，其中值班24小时以上，政治学习5小时，参加各种临时性的工作21小时以上，如侦察破案、查处治安案件，统一行动、治安大清查、专项斗争、专项治理，完成其他工作等。
按照我国公务员每周5天工作制的规定，我们的民警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40小时，一般实际工作37.5小时。但是某县234 名民警，平均每周加班加点37 小时，是法定工作时间的一倍。其中一线业务民警的加班加点，超出了法定工作时间的1.35倍，机关行政管理民警超出了法定工作时间的0.7倍。如果将民警的劳动权与休息权分开来说，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就是对休息时间的绝对占用，导致民警休息权无法保障，造成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 。
〈二〉任务繁重，工作环境较差，致使警察体力透支过大
〈1〉临时性工作面广量多，民警精力消耗过大。一线业务民警，每周要用近三个工作日的时间去完成名目繁多的阶段性、临时性工作。比如“春季百日大会战”，这个专项斗争一搞就是一百天，我们的民警把辖区内翻了个底朝天，三个月时间下来，大家疲惫不堪；又如“夏季社会治安重点整治”专项治理工作，重点就是加强夜间的治安巡逻，一搞就是一两个月，实行定人、定岗位、定时间，督察到现场办公；另外象“秋季攻势”和“冬季严打”等专项斗争，一个接一个，名目繁多，往往上一个专项斗争还没有扫尾，下一个又在计划中，而且这些临时性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有指标、要求高，搞得一线民警疲于奔命，效果如何暂且不论，消耗了大量的警力和警察体力确是事实。
〈2〉非警务工作花费了大量的警力，导致警察体力透支过大。当前，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对社会的承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公安机关是接受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双重领导的，在完成上级公安机关分配的工作任务的同时，也要围绕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对非警务工作也不能一概推辞，要慎重对待。例如前段时间的“非典”工作，已不是一般性的卫生防疫问题，已上升到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公安机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的一些民警日夜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尤其是发现疑似病例后，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接触人员的调查和隔离工作。对疫区人员流动到非疫区的调查，我们的一线业务民警，加班加点快速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公安机关要安排民警到一些隔离区值勤，还要处置发生的重大治安案件和事件，牵制了我们的大量警力。各地公安机关每年要处理大量类似“非典”的非警务工作，我们民警的体力透支过大。
〈3〉弹性工作制度不规范，民警的劳动时间相对延长，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上级公安机关要求各基层公安机关普遍实行弹性工作制，这一思路很好，可以解决基层派出所和机关一线科所队八小时以外警力不足的问题。但是问题也就出来了，把民警的工作劳动时间从八小时延长到二十四小时，如何安排我们的民警休息，这是一个涉及到民警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的问题，也是一个科学使用警力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变成了弹性工作制度不弹性的现象，对民警八小时以外的强制性规定，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前提要合法，民警工作时间的相对延长，就是对其休息时间的绝对占用，关键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警力，做到工作与休息两不误的问题。人不是机器，久张弓必力竭，这是一个硬道理，休息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4〉工作环境较差，民警体力透支增大。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基层公安机关的工作环境普遍较差，欠发达地区就更差。从硬件方面来说，表现为三差：一是房子差；二是交通工具差；三是其他基础设施差。房子差主要表现在房屋陈旧，阴暗潮湿，办公、生活用房不配套，夏天降暑和冬天取暖设备不全。特别是夏天高温炎热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民警，在闷热的办公室里，警服湿漉漉，肩上搭条湿毛巾，头昏脑胀，在这种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还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们靠的就是去拼体力；交通工具差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的一些乡下派出所，目前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这种车辆只能在山区当交通工具，到城市里去办案找不到停车的地方。特别是夏天高温乘车，我们的一些民警风趣地称之为洗“桑拿浴”，那种滋味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道，出一趟差真是要人半条命；其他基础设施差是指基层派出所与硬件相配套方面的问题。如室外、室内活动场地，食堂、厕所等不配套。就厕所而言，前几年我们某地一乡下派出所，连个厕所都没有，大小便都要到300米外的公厕去，某年一天下午一名犯罪嫌疑人上公厕时，乘看守民警不备行凶逃脱，在逃跑过程中溺水身亡，发生了重大事故和重大群众性治安事件。就事故本身而言笔者不想多说，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明白，就是我们基层派出所的硬件实在太差了，假如派出所有了厕所，一切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反映出我们民警的工作、生活条件实在太辛苦了，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条件都不具备 。
〈三〉经费奇缺，加剧了警察体力的透支
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费严重不足，连最基本的办公经费都保障不了，象侦查案件需要到外地调查，差旅费都报销不了；民警常年辛辛苦苦地在第一线工作，本来就很少的一些合理补贴没有钱发放，对警察体力再生方面的投入就更没有钱了。比如合理地不违反财务制度地发放一定数量的加班补贴和奖金，搞一些福利，对一线民警分期分批进行疗养和落实年休假制度，改善基层派出所的办公配套设施和办公环境，建立活动中心、疗理中心等，由于经费奇缺，就得不到落实。因此警察体力透支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就是经费的问题。
二、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的危害性
公安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我们所有民警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体力。警察体力透支简单地说就是体力使用过度，科学地使用警力和消耗警察体力，对民警的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长期过度地严重或者超严重地透支警察体力，就会造成我们民警总体身体素质下降，甚至造成严重地伤害。
〈一〉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导致全体民警身体素质普遍下降，职业病突出，民警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从某市公安系统对下属2971 名民警健康〈依据体检资料〉状况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疾病：一是28.47%的民警肝功能普遍较差。如患有肝炎、肝肿大、脂肪肝、酒精肝等；二是35.16 %的民警患有肥胖综合症。常常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偏高等；三是68.29%患有严重的肠胃病；四是81.47%的民警患有头痛、胸闷、失眠、四肢乏力和无名状的炎症。五是12.34%的民警患有后天性心脏疾病。
由于我们的民警长年累月地加班加点，昼夜颠倒，吃住无规律，正常人的生物钟打乱了，再加上平时休息与保养措施跟不上去，导致内分泌失调，身体免疫功能下降，普遍患有与职业相关的疾病。
〈二〉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导致一线业务警察严重疾病缠身，花费了大量的医疗费用，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费更加紧缺
某县公安局近234名民警，长年患肝病、后天性心脏疾病的老病号有10人，占民警总数的4%，这些老病号每人每年医疗费用均在2—3万元，以往每年要花费全局60%以上的职工基本医疗费用。
从患有严重疾病的民警岗位去分析，以上10 人均是长期从事一线业务工作的民警。其中原在刑侦部门、派出所工作10年以上，现调到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有5人，仍然在一线业务部门工作还有5人。
〈三〉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导致一些民警英年早逝或者达不到我国公民的平均寿命
从近几年我国发布的一些资料中表明，人均寿命均超过70岁以上，其中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但是在公安系统内部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笔者从某县公安局人事档案中统计出以下数据：
〈A〉该县已经逝世的离休、退休民警平均寿命为66.12岁。从1982年底开始到2002年底为止，共离休、退休民警 20 人，其中离休、退休五年内逝世为5人，占总数的25 %；10年内逝世为 8人，占总数的 40%；
〈B〉所有逝世民警的平均寿命为59.95岁，含在职病逝的民警；
〈C〉现在长寿的为12人，占总数的 60 % 。
从科学的角度来谈长寿的问题，主要是工作、生活的规律性，饮食、营养的合理性，心理调节、身心保养的科学性，身体锻炼的适当性。作为我们的民警来说，平时就没有条件去遵循这些长寿的规律，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后又得不到很好地恢复与保养，靠拼身体老本过日子，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英年早逝或者寿命不长的现象发生。
〈四〉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导致民警总体和个体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最终严重地影响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人民警察应该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准军事化队伍。整体战斗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就是民警的整体身体素质与个体身体素质。比如要执行某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或者开展大规模的专项斗争、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和业务部门在抽调安排人员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民警的身体状况，适应不适应这项工作。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民警身体健康状况尤为重要，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势必导致民警总体和个体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最终严重地影响了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
三、警察体力的再生
警察体力再生是指公安机关对我们民警透支的体力如何科学地恢复与保养，以及科学、合理地使用警力的问题。
警察体力再生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他直接关系到公安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警察队伍战斗力的提高，关系到警察合法权益的维护等问题。
〈一〉各级公安机关要重视警察体力再生问题
警察体力再生问题，对公安机关来说，这是一个老问题新课题，一讲起来大家都知道一些，但是没有人去系统地分析研究过。一些公安部文件和部领导的讲话中都提到要科学地使用警力问题，笔者认为：“要科学地使用警力”就包含了警察体力透支与再生的平衡关系。但是作为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的领导来说，就要用客观、全面、科学、发展的观点去对待警察体力的再生问题，要从发展公安事业，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和维护警察合法的权益的角度去认识这一问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基层一线业务民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为他们排忧解难，解惑释疑，把目前这种零碎的恢复和保养警察体力工作变成一种规范的长效管理机制，要注重工作实效。
各级公安机关要把警察体力的透支与再生问题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例入党委的议事日程，要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切实关注警察体力的恢复与保养工作。
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一谈到警察体力透支和恢复与保养问题，就认为是某某人政治觉悟不高，没有奉献精神，动机目的不纯或者是动摇警心，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不实事求是的，应当屏弃。
〈二〉警察体力再生的关键问题是各种恢复与保养警察体力的措施必须到位
劳动权、休息权、获取报酬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的民警同样享有上述基本权利。公安工作需要我们的民警在完成八小时工作后去加班加点，他们毫无怨言地去做了，作为民警来说已经履行了劳动的义务，同样他们可以获得休息的权利以及获取报酬的权利。获取报酬的权利是法律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一种原则，任何单位和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
〈1〉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部门，要加强民警八小时以外加班加点工作的登记管理。在公安机关内部，我们的民警工作确实很艰苦，政工部门在对民警考勤时，不仅仅是对八小时内的考勤，对加班加点情况也要考勤，以此作为年底对民警考核奖惩的依据之一。有条件的地方，在不违反财政纪律的前提下，要妥善解决民警的多劳多得问题；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做好民警的调休工作。
〈2〉要按规定保证我们的民警享有充分的休息权。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年休假”、“五一”、“十月一日”、“春节”放长假等，在没有特殊的任务下，我们的后勤部门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好民警休息时间；要落实经费，每年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安排一线民警疗养休息，使他们长期消耗的体力能够从休息中得到恢复和保养。
〈3〉要定期对民警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对疾病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警察体力严重或者超严重透支后，势必对民警的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严重的后果，患职业病现象普遍。各级公安机关要抓好民警的身体保健工作，要千方百计地落实经费，每年为民警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对一些严重的职业病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以此来提高我们民警的身体健康状况。
〈三〉定期换岗、妥善安排，把恢复与保养一线业务警察体力工作落实到实际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