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乌海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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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助动自行车管理暂行规定
上海市公安局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助动自行车的管理，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道路上行驶的助动自行车，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助动自行车，是指用小型汽油发动机带动行驶并具备脚踏驱动功能的二轮自行车。
第四条 助动自行车必须符合下列主要技术要求：
（一）汽油发动机工作容积不超过36立方厘米；
（二）最高设计行驶时速不超过24公里；
（三）制动器、转向器、车铃或喇叭、前大灯和后反射器等主要安全设备齐全有效；
（四）车轮直径不大于660毫米，不小于510毫米。
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按国家标准执行。
第五条 在本市道路上行驶的助动自行车，必须经过区、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检验，并申领助动自行车牌照（包括号牌、行车执照）。无牌照或牌照失效的助动自行车，不准在本市道路上行驶。
第六条 列入《准许在本市申领牌照的助动自行车产品目录》（以下简称《产品目录》）的助动自行车，方可申领本市牌照。
凡申请将本单位制造的助动自行车列入《产品目录》的，应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递交产品注册商标、省级以上自行车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报告和技术鉴定报告。经审核合格的助动自行车，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列入《产品目录》，并定期对外公布。经市技术监督部门抽
查，两次检验为质量不合格的助动自行车，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从《产品目录》中除名。
第七条 经销者经销未被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列入《产品目录》的助动自行车，应在成交前以有效方式告知购买者该产品不得在本市申领牌照。
第八条 凡申领本市牌照的助动自行车，必须向经保险主管部门批准在本市经营法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投保助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缴纳车船使用税。
第九条 申领本市助动自行车牌照，个人必须年满十六周岁，并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单位必须是经过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法人或组织。
第十条 申领本市助动自行车牌照，车主应向户籍所在地或单位所在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示下列证明：
（一）本市居民身份证或者单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证明；
（二）购车发票或其他合法取得的证明；
（三）助动自行车出厂合格证；
（四）市内保险机构出具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投保凭证；
（五）缴纳车船使用税凭证。
个人在单位所在地提出申请的，还需出示单位证明。
第十一条 助动自行车号牌分为以下三类：
（一）市区号牌（黑底白字）；
（二）郊区号牌（红底白字）；
（三）郊县号牌（蓝底白字）。
号牌须安装在车把前端固定位置。
第十二条 有市区常住户口或者工作单位在市区的，可以申领市区号牌；有郊区常住户口或者工作单位在郊区的，可以申领郊区号牌；有郊县常住户口或者工作单位在郊县的，可以申领郊县号牌。
第十三条 悬挂市区号牌的助动自行车，准许在全市范围的道路上行驶；悬挂郊区号牌和郊县号牌的助动自行车，只准在中山环路以外道路上行驶。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本市道路交通实际状况，对助动自行车行驶范围可以进行调整。
悬挂非本市号牌的助动自行车不得在本市道路上行驶。
第十四条 助动自行车驾驶人员必须年满十六周岁，无妨碍安全驾驶的身体缺陷，并经交通法规、驾驶操作技术的培训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考试合格后，领取操作证，方可在道路上驾驶。凡持有摩托车或者轻便摩托车驾驶证的，准许驾驶助动自行车。
第十五条 助动自行车必须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接受检验。未按规定接受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准在道路上行驶。
第十六条 助动自行车驾驶人员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验。未按规定接受审验或审验不合格者，不准驾驶助动自行车。
第十七条 申领助动自行车牌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缴纳牌证等费用，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市公安局提出，由市物价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审定。
第十八条 为保障道路畅通和交通安全，必要时，市公安局可以对本市助动自行车牌照的发放数量采取相应调控措施。
第十九条 助动自行车驾驶人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时携带行车执照和操作证；
（二）不准在机动车道上驾驶；
（三）不准驾驶安全设备不全或安全机件失灵的助动自行车；
（四）不准驶入机动车专用道路；
（五）不准带人和拖带车辆；
（六）装载物品重量不准超过三十公斤，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一点五米，长度不准超出车身，宽度不准超出车把；
（七）不准转借、涂改或伪造行车执照和操作证；
（八）醉酒时不准驾驶。
第二十条 转让助动自行车，必须通过调剂商店、旧车交易市场和拍卖行进行。受让人凭上述单位出具的发票按第十条规定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过户手续。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处二十元罚款；违反第十九条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第十九条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在自行车上加装汽油发动机或其他驱动装置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汽油发动机或其他驱动装置。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裁决书后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部门申请复议；上一级公安部门在接到复议申请书后五日内，应当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后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没有规定的有关事项，按其他有关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上海市公安局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1993年10月9日
　　　　　　　　　　　　中国商法国际化问题刍议
　　　　　　　　　　　　　——从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等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范健 南京大学 教授


　　关键词: 商法国际化/法律移植/法律辐射
　　内容提要: 商法国际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必然要求。从商法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出发，通过分析商法国际化面临的法律困境，思考中国商法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商法的中国国情与法律移植和法律辐射的协调，力求为中国商法国际化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提供法律保障。


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商法在调整国内市场商事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调整跨越国界的商事关系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关系，这对中国商法的国际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我国市场经济起步不久，商事领域的法律体系虽初具规模，但具体规范尚有许多缺失，尤其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待时日，导致国际商事贸易争端不断。2012 年 10 月 10 日，美国商务部称，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征收 14. 78% 至 15. 97% 的反补贴税和 18. 32% 至 249. 96% 的反倾销税，具体征税对象包括中国产晶体硅光伏电池、电池板、层压板、面板及建筑一体化材料等。[1]2012 年10 月 8 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华为和中兴通讯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对华为和中兴进行禁止销售。[2]

这些争端给我们法律领域敲响了一个警钟，在跨国商事交易和争端如此频繁的今天，我们解决国际经济冲突，不能仅仅停留在贸易冲突法领域，更应从中国商法中寻找引发争端的企业机制和市场规则等深层次问题，在理论上探寻中国商法国际化的路径，在吸收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完善中国商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在国际商事制度设计中发出我们贸易大国声音，将中国商法的新理念灌输到具体的国际规则之中，使之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商事利益。

一、商法国际化的理论基础

（一）商法国际化的必要性

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商法纠纷的频繁，跨国商事法律适用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假如一国商法没有国际化，会带来以下问题：首先，各国之间商法规定差距很大，当事人自然会通过各种手段，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实体法，规避对自己不利的实体法，从而可能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判决结果。其次，当事人之间遵循的交易规范不统一，通常，双方会花大成本去研究其中的利与弊，考虑如何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交易规则，从而使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增加。最后，商事纠纷处理比实体规范多了一道选法程序，尤其当各国实体法存在差异时，法官会因为不熟悉外国法律而发生适用外国法困难，这些情况都是与商事活动追求效率、快捷和安全的理念相背。

（二）从商法的历史与现状看商法的同源性

近代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为当时商事活动中形成的交易习惯的总和，这些交易习惯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商人在商事交易时形成的习惯，这些交易习惯与诸法合一的古代社会中各民族或国家基本法典规定的交易规则不相同。英国法学家施米托夫认为，从历史上看，国际商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中世纪，它是以商人习惯法的形式出现的，即事实上支配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业界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第二阶段始于国家主权这一概念被普遍采纳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商人习惯法被纳入各国的国内法制度。这一进程尽管是世界性的，但各国在实施上却出于不同的原因和采用不同的方式，并且实施的程度也不同；第三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商法国际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作为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国际主义概念的恢复的补充，法学领域中则恢复了国际商法的概念，出现了旨在发展为国际商业自治法的新商业习惯法。它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尽管由各主权国家的主管机关适用，却在试图摆脱各国国内法的民族色彩，这一发展值得密切注意。[3]

从商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产生于不同地区商人之间的商事交往而形成的商事交易习惯规则，是作为商人阶层特有的自治性法律而存在，是商人团体的统一法律，是超越国界的。可以说，国际性是商法与生俱来的品格[4]。虽然后来经过各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按照不同的理念和方式上升到国内法律层面，但是无法否认其源于同一渊源这一历史事实，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事贸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商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它的国际化，从侧面也反映了商法的同源性。

从商法的现状来看，比如公司、票据、海上运输等方面的规定，究其本源，都可以从中世纪的商事交易习惯中看到影子。因为这些交易习惯是商人在长期的交易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法则，经过时间长河的检验和磨合，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所以，各国成文商法将其纳入规范体系。虽然由于某些原因和历史特殊情况，各国商法中的具体规定会有所不同，但是商事交易的规则具有很大的趋同性。

（三）从商法的原则与理念看商法的同质性

商事交易规则设置倾向于方便、快捷和防范风险，这种设置的特点是商事交易有自身一套技术性很强的交易规则，这些规则是商人之间 （不管是国内商人，还是国际商人）通过长期交易活动形成的习惯，较少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特点密切相关，这是商法的同质性。一个国家制定国内商法时，其实不是在创造商法规则或者说主要不是在创造商法规则，而是将现有已经存在的商事习惯规则，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商法一开始是商人之间的交易规则，后来得到各个国家的确认，形成了国内商法。只有充分认识商法的国际性，才能使商法彻底摆脱简单商品经济完善法的理念，摆脱 “商法是民法特别法”思想的束缚，克服民法 “民族性”、“地域性”的限制，走国际化的道路。[5]

商法规范偏重于技术性，反映了现代经济讲求效率和便于国际贸易交往的要求，带着很强的通用性和创新性[6]。商人之间在进行互通有无的商事交易活动时，往往可以跳出市民社会的限制和伦理道德的约束，更多的是追求交易效率和安全。这些具体规则是对商事交易活动的直接调整，因此有很强的针对性，什么样子的交易活动就相应有什么样子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这就让商法形成很强的技术操作性。比如票据法中的无因性原则、承兑背书转让模式。当出现纠纷时，商人选择的是由商人阶层自己组成的专门法院来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是，商人法院通过判例的方式，将商人在交易活动中普遍适用并得到各方认可的习惯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使其更具有普世性。总而言之，商法的技术性立法理念，打破了地域、文化、传统和小市民社会的束缚，成为各个地区能普遍接受的一种技术性法律规范。

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同质进程加速推进，商法的趋同化趋势日益加强，并构成 “法律全球化”实践最突出的一部分。[7]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商法统一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迅速扩张，国际层面的立法不断得以加强。另一方面即为国内商法的国际化，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商事法律规则正在进行着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不同法系之间的互动融合。[8]

二、商法国际化困境分析

（一）法律国际化的困境

所谓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蕴含着世界法律文明进步大道上的共同的基本法律准则，使各国的法律制度在某些彼此接近乃至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国际性法律发展趋势。[9]法律国际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在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过程中，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对于法律价值的一种普遍性认可。然而，由于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传统习惯和观念的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对法的价值观并不能同步进展，相反，还会产生抵触和冲突，常常使法的国际化陷入困境。

（二）商法国际化面临的特殊法律困境

1．从传统和现实的路径，探寻商法国际化的特殊法律困境

几千年封建社会 “重农抑商”的思想，使中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能够有孕育 “商法”的土壤，近代中国商法的制定几乎全部是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而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无现代商法可言。实际上中国商法的发展从九二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不过二十年。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仍处于转型期，一方面计划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需求愈益强烈，现实立法和规则仍在二者平衡，其结果，这种从观念到体制上的矛盾以及基于此形成的企业与市场格局造成了中国商法国际化的法律障碍，造成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不被国外所承认。

2．从经济利益特有的角度，探寻商法国际化的特殊法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