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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泰州市房屋拆迁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泰政发（2004）3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泰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补充规定》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一月五日





泰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补充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泰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的情况，制定本补充规定。
第二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监管，金融机构应配合做好拆迁资金监管工作。拆迁人在未完成《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项目前，不得以非拆迁安置为目的动用存入指定银行的专项补偿安置资金。
第三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订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应向拆迁人提供房屋权属证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租赁协议或其他权属证明和身份证明。
第四条 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被拆迁人应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完毕，并将被拆迁房屋交付给拆迁人。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拆迁人应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将货币补偿安置款一次性足额支付给被拆迁人；未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进行补偿安置的，不得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
第五条 对参照经营用房评估的住宅房屋，其经营面积以实际用于经营的自然间计算，经营与日常生活共用同一自然间的，以该自然间一半的面积参照经营用房评估。
第六条 拆迁出租房屋，装饰、装潢补偿按租赁双方的协议办理；没有协议的，补偿款支付给实际投资人或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七条 城市国有土地上私有住宅用地自《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实施前沿用至今的，房屋所有权人未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1982年航测图为依据确权。1982年航测图上标有的建（构）筑物，拆迁公告发布时已经翻、改、扩建的，在提供批准手续后予以确权；建（构）筑物已拆除、坍塌至拆迁公告发布之日止2年以上，仍未修建的，不予确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八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用地自1982年前沿用至今，但无批准手续，经市、市（县）国土部门调查确认界址清楚、无争议的，确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九条 被拆迁人对属于共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天井、院落达成分割协议的，按协议确认土地使用权；共用人未达成协议的，按合法房屋产权面积的比例分摊。
第十条 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前，房屋所有权人已将房屋转让、赠予他人，但未依法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和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如转让人与受让人、赠予人与受赠人无争议的，经房产和国土部门确认后，拆迁人与房屋受让人、受赠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争议的，由房产、国土部门依法确权后，拆迁人与房屋所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拆迁管理、国土部门不能确认产权的，当事人应当通过诉讼解决权属纠纷，拆迁人按本补充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拆迁。
第十一条 企业间国有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的，由现实际使用国有土地的企业持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经国土部门确认后，拆迁人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二条 被拆迁人在他处另有住房或不以该房为实际居住地的，不享受最低补偿标准。
第十三条 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搬迁时，不得损坏房屋结构、设施。
第十四条 被拆迁人购买商品房的，等值部分按照《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办法》（省政府145号）规定免征契税。
第十五条 拆迁产权不明确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六条 拆迁人申请行政裁决，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㈠裁决申请书；
㈡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㈢被拆迁房屋权属证明材料；
㈣被拆迁房屋的估价报告；
㈤对被申请人的补偿安置方案；
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协商记录；
㈦未达成协议的被拆迁人比例及原因；
㈧其他与裁决有关的资料。
第十七条 被拆迁人申请行政裁决，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㈠裁决申请书；
㈡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㈢被拆迁房屋的权属证明；
㈣申请裁决的理由及相关证明材料；
㈤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认为应当提供的与行政裁决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予受理行政裁决申请：
㈠对拆迁许可证合法性提出行政裁决的；
㈡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不是拆迁当事人的；
㈢拆迁当事人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发生纠纷，或者行政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事由再次申请裁决的；
㈣房屋已经灭失的；
㈤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认为依法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受理房屋拆迁裁决申请后，经审核，资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出裁决受理通知书；申请裁决资料不齐全、需要补充资料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可以当场补正的，应当当场补正。受理时间从申请人补齐资料的次日起计算。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中止裁决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㈠发现新的需要查证的事实；
㈡裁决需要以相关裁决或法院判决结果为依据的，而相关案件未结案的；
㈢作为自然人的申请人死亡，需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裁决的；
㈣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中止的情况。
中止裁决的因素消除后，恢复裁决。中止时间不计入裁决时限。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裁决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㈠受理裁决申请后，当事人自行达成协议的；
㈡发现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不是裁决当事人的；
㈢作为自然人的申请人死亡，15天之内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未表示参加裁决或放弃参加裁决的；
㈣申请人撤回裁决申请的。
第二十二条 行政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裁决，应当出具裁决书。
裁决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㈡争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㈢裁决的依据、理由；
㈣根据行政裁决申请需要裁决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
㈤告知当事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及申请复议期限、起诉期限；
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名称、裁决日期并加盖公章；
行政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不得少于15天。
第二十三条 裁决书应当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或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五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行政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第二十六条 拆迁人未按裁决向被拆迁人提供拆迁补偿资金或者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不得实施强制拆迁。
第二十七条 依据强制拆迁决定实施行政强制拆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提前15日通知被拆迁人，并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动员被拆迁人自行搬迁。
第二十八条 行政强制拆迁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强制拆迁时，应当组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被拆迁人单位代表到现场作为强制拆迁证明人，并由公证部门对被拆迁房屋及其房屋内物品进行证据保全。
第二十九条 拆迁人、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在实施拆迁中采用恐吓、胁迫以及停水、停电、停止供气、停止供热等手段，强迫被拆迁人搬迁或者擅自组织强制拆迁的，由所在市、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并依法予以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为每户每月150元。
第三十一条 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安置补偿的，拆迁人应给予被拆迁人每户3000元的一次性安置补助费。
第三十二条 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期间内，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搬迁的，拆迁人应支付给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每户搬迁补助费280元，提前搬迁的拆迁人应给予奖励，奖励标准由拆迁人确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近年来，震惊社会的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余波未了，浙江叔侄强奸案又成了媒体热炒的话题。反思这些冤案、错案，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但其相通之处为辩护律师未及时介入或介入后未充分行使其辩护权、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重新反思，改变传统的对律师不当定位的观念，切实将其视作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从制度上为律师进行有效辩护提供保障，从而实现刑诉准确打击犯罪和及时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律师；有效辩护；制度保障


　　一、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

　　1.实现权利保障的重要力量

　　刑事被追诉者处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中，其精神往往处于恐惧之中，根据人权保障的理念，其有获得帮助的权利。此种帮助首先表现为国家有义务建立相关制度，如刑事辩护制度以保障被追诉者有权从国家获得帮助；其次表现为国家有义务建立律师制度，以保障被追诉者有权获得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律师的帮助；最后表现为若被追诉者无力从社会获得帮助时，国家有义务提供此种帮助，即法律援助。从此种意义上讲，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是被追诉者人权保障的基础，是实现其他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前提。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面对的是强大的司法机关，而且诉讼结果将决定其人身自由、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的丧失，可以说辩护律师不仅仅是在为被追诉者辩护，更是在为自由和生命辩护。能否为被追诉者提供有效地、实质性的辩护已经成为衡量一国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被追诉者利益“捍卫者”的辩护律师，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2.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力量

　　诉讼民主是现代诉讼构造的题中之义，根据诉讼民主的要求，在控辩审构成的三方组合中，法官居中裁判，并通过控辩双方的互动来寻求案件事实的准确判定与法律的正确适用。但如果辩护权不能得到有效行使，刑事诉讼就易演变为以控方单方面指控的证明过程，被追诉者就沦落为诉讼的客体，刑事诉讼的基本构架和刑事程序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此，必要的质证、充分的说理、控辩双方的辩论交锋都难以开展，诉讼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既无法实现程序公正，又难以保证实体判决的公正。

　　3.克服司法积弊的重要力量

　　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协调等工作机制，虽然有利于高效地打击犯罪，但是该机制存在对被追诉者人权保障相对不足的问题。相对于权利保障的国际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多年来一直存在于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有罪推定等早已成为司法积弊。因此，强化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和辩护职能，建立中立、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而现实中出现的刑事辩护相对萎缩的状况，恰恰与此相背离，不利于解决这些积弊。

　　二、律师在有效辩护中面临的困境

　　现代法治文明创设了辩护制度，但是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辩护律师的偏颇观念，造成律师的意见常被忽略；制度设计的不严密，造成律师取证尚存难题；法庭言论豁免权的缺失及妨害作证罪的存在，造成辩护律师“怒不敢言”。凡此种种，大大制约了辩护律师对被追诉者的有效辩护。

　　1.部分司法工作人员的观念偏颇

　　自古以来，律师在我国社会中的评价都不高，此点可以从“讼棍”这一律师的代名词中得以印证。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虽然民众对律师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由于部分律师无理“闹庭”、违规发难、经常与主审法官对抗等情形的存在，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将其视为影响正常结案的“敌对力量”。其认为，一旦强化律师的权利保障，将会给律师违法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不利于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故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律师的辩护百般阻挠或置之不理，出现“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局面。

　　2.取证难的问题仍未解决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律师面临着“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难题，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至第39条的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效缓解了律师的会见难和阅卷难的问题。但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问题依旧面临较多尴尬。诸如，新刑诉法第41条规定了辩护律师主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的情形；新刑诉法第56条规定了辩护律师向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新刑诉法第192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和申请通知证人到庭作证的情形。但实践中可能出现下列尴尬局面：有关单位、个人不同意律师直接取证；法院和检察院不许可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等人取证；法院和检察院不接受律师收集、调取相关证据或通知证人出庭的申请等。如此，严重阻碍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在法庭中的辩论就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外，新刑诉法第5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相比之下，差别待遇十分明显，控辩平等即使在形式上也未做到。可见，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歧视性规定，严重制约了其有效辩护的实现。

　　3.律师伪证的追究与言论豁免的保障缺失

　　新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辩护人或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该规定中“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极易被作为追究辩护律师责任的依据。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诉讼立场的不同，辩护律师调查取得的证据与侦查、检察人员取得的证据不同是十分常见的，而“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难以严格界定。

　　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妨碍作证罪， 该条被律师们戏称“死亡条约”、“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恶劣之处在于为公权力机关的“职业报复”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法定的证据种类，被追诉者一旦翻供，就可能置辩护律师于“毁灭了原来的证据、伪造了新的证据”的质疑境地。该法条的负面效应，使原本步履维艰的刑事辩护雪上加霜。另外，虽然律师法第37条规定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但在实践中其不能或不敢在刑事辩护中畅所欲言、据理力争，有效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因为律师在法庭上的犀利的言词可能涉及到对有关单位或个人的批评，容易“犯忌”甚至受到追究，因此，辩护律师的发言往往谨小慎微，使被追诉者不能得到有效地辩护。刑事辩护职能的弱化甚至消失，是冤假错案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佘祥林杀妻案、聂树斌奸杀案等无不与律师未能积极有效地参与辩护、与控诉方有效对抗有关。

　　三、相关完善措施

　　法官作为“法律和正义的化身”踞于控、辩双方之上，应在国家利益和被追诉者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不能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见，否则正义的天平必将倾斜。相对于强大的控诉方而言，辩方处于弱势地位，为有效地维持控、辩平等对抗的局面，法官不仅要改变对辩方的偏颇观念，还要对辩方进行特殊的程序保障。

　　1.改变对辩护律师的偏颇观念

　　如上所述，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将律师视为影响正常结案的“敌对力量”，并认为律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笔者承认，部分律师为了赚取代理费用而劝导当事人上诉，部分律师为了在法庭上“表演”给当事人家属看而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等。对于此，应当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的方式，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行通报，而不能轻易地以此情况为借口扩大为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另外，我们应当审视律师素质不高是否能够成为制度上限制律师有效辩护的充分理由。

　　律师队伍出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被“逼”出来的。在刑事诉讼中，部分律师因为没有合法的活动空间，才会用涉嫌违法的方式去争取一些正当的活动权利。例如，律师的意见在法庭上不受重视，但只要与法官有某种特殊关系，法官就可能通过私下沟通接受其意见。司法的规律表明，只有开辟合理的制度通道，才能堵住那些破坏法治的“歪门邪道”。因此，我们应客观地正视律师队伍所出现的问题，改变对律师队伍的偏颇观念，将律师视为法院的同盟军，视为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2.保障律师证据调查及保全的申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