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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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青岛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快水利建设步伐，提高水利工程防洪抗灾能力，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及《山东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水利建设基金是用于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全市建立市、区（市）两级水利建设基金。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使用和管理工作的领导。
各级财政、计划、审计、水行政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水利建设基金的征集、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水利建设基金的来源：
（一）从收取的本级政府性基金（收费、附加）中提取3％；应提取水利建设基金的政府性基金（收费、附加）项目包括：公路养路费（含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公路建设基金、车辆通行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安和交通等部门的驾驶员培训费、地方分成的电力建设基金、市场管理费
、个体工商业管理费、征地管理费、市政设施配套费；
（二）即墨市、胶州市、胶南市、莱西市和平度市等有重点防洪任务的城市，从本市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划出15％用于城市防洪建设的部分；
（三）对第二产业的各类生产性企业按当年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1‰征收的部分；
（四）对第三产业的各级各类流通、服务性企业按当年销售额（或营业额）的1‰征收的部分；对金融、保险单位及各类投资公司按当年业务收入的2‰征收的部分；
（五）私营企业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按当年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1‰征收的部分。
第五条 按本办法第（三）、（四）、（五）项规定征收的水利建设基金，由各级地方税务部门代征代缴。
第六条 属市收入范围筹集的水利建设基金，纳入市级水利建设基金管理；属各区（市）收入范围筹集的水利建设基金，60％纳入本区（市）水利建设基金管理，40％缴入市级水利建设基金。
各级地方税务部门代征代缴的水利建设基金，应当按前款确定的比例，分级次填写缴款书缴入国库。
第七条 负责代征水利建设基金的税务部门应当使用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水利建设基金专用收据，并可按实际完成的征收金额提取5％的管理费。
第八条 市级水利建设基金主要用于防洪、除涝、供水等大型水利骨干工程建设，跨地区、跨流域的水利工程建设，大中型水库保安全及岁修工程，大沽河综合治理和跨市（区）界河的整治，重点水土流失防治工程建设，乡镇、村供水工程建设，重点示范节水灌溉工程，大中型水库灌
区配套建设，全市性防汛抗旱通讯和信息调度系统的建设和维护，市内中央水利建设项目的资金配套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水利工程项目。
区（市）级水利建设基金，首先用于本地中央和市级安排的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的资金配套，其次用于本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第九条 水利建设基金属于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专项列收列支。每年年初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政府确定的水利建设规划和年度水利建设计划，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年度基金使用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下达年度支出计划并按工程进度拨付水行政主管部门。其中，用
于水利工程基本建设的水利建设基金，应当分别纳入同级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水利建设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年终结余可结转下年度安排使用。
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范围是指新建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及改建、扩建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投资主体属市的纳入市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属区（市）的纳入区（市）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投资主体的划分以市或区（市）投资额占工程总投资额的比重为标准。市和区（市）
投资额各占50％时，纳入市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第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定期向同级计划、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水利建设基金的征缴情况；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水利建设基金的使用报表；各级审计部门应当对水利建设基金的征缴、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各级财政、计划、审计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履行职能。有关单位应当配合财政、计划、审计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阻碍财政、计划、审计和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第十一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严禁贪污、截留、挤占或挪用水利建设基金。违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水利建设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和预算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制定。
第十三条 各区（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报市财政局、计委、水利局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1997年1月1日起实行，到2010年12月31日止，《青岛市筹集水利基本建设专项资金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第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市财政局会同市计委、市水利局解释。
1998年2月6日
关于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工作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2008〕61号
各保监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安徽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呈现出业务快速发展、作用逐步发挥、服务日益广泛、保障更加全面的良好局面。特别是2007年以来，在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支持下，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得到更大的发挥，受到各界的肯定。但是，也有部分地区、部分公司存在着政策落实不到位、管理制度不健全、业务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个别的甚至严重违反了监管要求以及财经纪律，侵害了农民合法权益，影响了农业保险业务的顺利开展。为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规范健康发展，切实落实执行好国家支农惠农政策，更好地为农业和粮食生产服务，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发展农业保险，对转移分散农业风险，保护和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确保粮食安全，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稳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连续5年来的中央1号文件、“十一五”规划以及《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是保险业服务民生、保障民生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的具体体现。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要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重要性，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部署和督促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规范发展。
二、各相关保险公司要切实贯彻落实好各项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
贯彻落实好各项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严格执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规章制度，严格按照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保险监管规定规范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是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基础，也是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关键。各相关保险公司要本着对党、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各项工作。
（一）在承保上，要规范操作。要对农户做好条款费率的解释说明工作；严禁误导或强迫农户投保；严禁以违规支付或允诺支付高额手续费等方式开展恶性价格竞争；严禁擅自更改或变相更改经保险监管机关备案的条款费率。
（二）在理赔上，要注重时效性和有效性。严禁以各种理由少赔、惜赔或拖延不赔。在理赔中，既要建立农业保险理赔快速通道，确保理赔资金支付给受灾农户，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理赔资料的有效完整；要严禁以各种理由通过虚假赔案套取资金。
（三）在核算上，要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和相关的保险监管规定。要严禁撕单、埋单和保费不入账等行为。要加强退保的管理，严禁以批单退费等形式变相套取资金或违规支付高额手续费。要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建立健全应收保费台账，及时催收应收保费，严禁虚挂应收保费和虚假冲销应收保费。要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单独核算工作，切实控制成本支出水平，不断降低经营费用率。要按照《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号）有关要求，准确认定各项收入和费用的归属对象。要通过单独核算，真实准确地反映各类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果和损益情况，以准确把握农业保险风险状况，及时调整相关政策。
（四）在管理上，要强化风险意识。要充分认识农业保险风险的不确定性，认真做好农业保险再保险安排，切实防范巨灾风险。防止因风险管控不到位，再保险保障不足而导致巨灾情况下赔付不足、最后损害农民权益的行为发生。
（五）在内控上，要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要通过内部审计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合规性的审核，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
三、加强监督，保障农业保险健康规范发展
各保监局在推进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各项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监管工作。
一是加强服务质量的监督，严厉打击欺瞒、误导和出险后惜赔、少赔、拖延不赔等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二是坚决打击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数据真实性。坚决制止不严格执行已备案条款费率、假批单退费、虚挂或虚假冲销应收保费、违规支付高额手续费、编造假赔案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是要切实关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单独核算，严禁将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产生的费用分摊至政策性农业保险科目，确保准确反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果。
四是要迅速组织农业保险的专项检查工作。吉林、内蒙古、新疆、湖南、江苏和四川保监局应立即组织开展针对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合规性的专项检查，并于8月底前将检查情况报保监会。其他保监局应根据当地中央财政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或者是当地自主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情况，及时开展专项检查，保证农业保险的规范健康发展。
五是要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各保监局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进行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将查处结果及时上报保监会，不得瞒报、漏报、虚报，更不能出现不查、不报。对超保监局权限的处罚，保监会将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确保查处工作的时效性。
四、加强领导、注重沟通，形成监管合力
各保险机构要积极配合财政、税务、审计部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督与检查。
各保监局要加强与财政、税务和审计部门的联合检查工作，就相关工作要及时沟通、协调，并与农业、气象等部门配合，建立必要的工作联系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监督相关保险机构切实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各保监局、保险机构要及时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向保监会报告。
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负责，切实抓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各项工作，使本单位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切实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支农惠农的重要作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八年七月十六日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更优权利条款”
———1958年《纽约公约》评析
黄亚英＊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 stone)。⑶
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 favourable 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
“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
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 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 Lex 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 Glecer V．Moses lsrael 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 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 rule of most favourable 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 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 Vivienne M．Ashman，New York Convention and China's One Country，Two Systems，New York Law Journal，1998。
3、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K1uwer，1981），at P．1。
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 VII(1)：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entered into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s nor 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he treaties of the Country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5、Albert Jan van den Berg，New York Convention of l958 consolidated 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Arb'n XXI (1996)，P．513．
6、Pieter 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Ⅱ(1977)，P．255 at P．263．
7、同注（5），at P．81．
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 Sanders, Court Decisions on New York Convention 1958 ，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Ⅲ（1978）.
11、同注（5），at PP．514--515．
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 P．89．
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l commercial Arb．，2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1991，at P．470．
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1．XXI(1996)，at PP．635－637.
18、同注（3），at P．83．
19、同注（5），at P．514．
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 P．85．
22、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X1 pp．484--491．
23、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Ⅱ(1977)，P．242．
24、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