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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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1年10月31日 统政字（1991）341号

为了有效地组织统计法规检查，保证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正确、合法、及时地进行，现将《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暂行规定》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颁布的《统计法规检查暂行规定》的有关条款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暂行规定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规定
第一条 为适应统计法规检查工作的需要，逐步实现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的规范化，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有关部门转办的材料和信访材料，是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的重要材料来源。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应对案件材料进行统一登记和编号，并将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
信访材料，依照统计违法案件管辖权限进行处理。不属于统计法规检查机构职权范围或不属本级管辖的，由接受案件材料的单位填发《统计法规检查信访转办单》，交由有管辖权的下级统计法规检查机构或有关部门处理。下级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应按上级要求，及时报告办理情况。
对于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应坚持有告必理的原则，对举报材料的处理情况应及时告知举报人。
第三条 凡《统计法》第二十五条、《统计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所列行为，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均属统计法规检查机构的立案范围。
第四条 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行为人（包括公民、法人或有关组织）；
（二）经初步审查，有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情节较重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
（三）按照职责与分工规定，属于管辖范围内的。
第五条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是统计违法案件的查处机关。查处统计违法案件，按照统计部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根据统计工作关系，分工立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有权立案查处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统计违法案件；国家统计局有权立案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和认为应当由国家统计局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法规检查机构或统计检查员，负责立案查处本部门内的统计违法案件，并向同级统计部门备案。
统计部门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有关的业务主管部门应予协助。
上级统计局有权纠正下级统计局或同级主管部门处理不当的统计违法案件。
第六条 办案人员必须对案件来源所依据的材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查，确定是否立案。初步审查的内容包括：
（一）案件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可靠；
（二）案件的违法性质和情节是否应追究法律责任；
（三）是否应由本级、本部门管辖等。
第七条 拟定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主办单位写出立案报告，填写《立案审批表》，报送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立案。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立案：
（一）不属于本单位管辖或分工范围的；
（二）没有违法事实，或者违法情节轻微，不须追究法律责任的。
第九条 确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根据案件所涉及的范围及难易程度，组成调查组（或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组由三人以上单数组成，实行集体办案，领导负责的工作制度。
在实施调查前，调查组应制定调查方案，报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调查统计违法案件，首先应找知情人或被调查人所在单位了解案发情况及有关线索，也可直接听取当事人意见；对严重违反统计法规的当事人，必要时建议有关部门令其停职检查。
第十一条 调查统计违法案件，必须取得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等。
调查取证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调查人员在调查时必须持有政府统计部门或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统计检查员应出示《统计检查证》。
调查取证过程中，调查人员应注意做好调查笔录。
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可以使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与本案有关部门提供的证据。
调取证据时，调查人员对证人提供的情况不得当面肯定或否定。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必须保密。
搜集物证要取得原物。不能取得原物的，应拍照、影印或复制，同时注明出处和原物保存单位。
收集证言时，要事先了解证人与被调查人的利害关系、证人对案情的了解程度等。取证时，要向出证人讲明出证要求和出证责任。出证人要求部分或全部更改证言时，应当允许，但同时要写明更改原因，不退还原证。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调查组有权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分析、鉴定和判断，作出鉴定结论。鉴定人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名、盖章。有关统计专业问题的鉴定，应由具有统计师以上职称的自然人担任。
第十二条 任何人不得涂改或毁弃证据材料。故意出具伪证或毁弃证据材料的，查处机关应建议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调取证据必须做到充分、客观，经查证属实方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不足的应予补充调查。
第十四条 调查组应将认定的事实同被调查人见面，认真听取被调查人的申辩，然后写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立案依据；
（二）违法事实；
（三）案件性质；
（四）有关人员责任；
（五）被调查者态度；
（六）处理意见；
（七）调查组成员和报告时间等。
第十五条 主管领导应及时召开有调查组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对调查材料进行讨论。案件性质和处理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提出，不同意见应记录在案。
主管领导与多数同志意见不一致时，应提交局长办公会议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
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填写《统计违法案件处理意见审批表》，报主管领导审批，履行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用于定案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在审议中如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手续不全的，应责成调查组补充调查。
第十七条 统计违法案件，经调查确认违反统计法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较重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查处机构依法处理：
（一）需给予行政处分的，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应提出处理意见，签发《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通知书》，连同案件材料（副本）交由主管部门处理。属于国家监察对象的，可同时移送同级监察机关处理。
有关部门应在接到《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根据《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通知书》提出的处理意见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之签发《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通知书》的统计部门。对处理意见有异议的，应在此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
统计部门有权查询或建议有关部门督促执行。
（二）依照地方统计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签发《统计违法行为处罚通知书》。当事人拒绝执行的，统计部门可申请有关部门协助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统计违法案件，经调查确认违反统计法规证据不足或虽有违法事实但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追究法律责任的，应写明情况，予以销案。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所受行政处罚不服，应向做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可按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统计法规检查机构签发的处理意见或处罚决定，应由被送达当事人或单位在《送达证》上签名盖章，并注明签收日期。
如当事人不在或拒绝签收，可由单位领导代为签收，或在其他有关人员见证下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并注明拒收原因。
第二十条 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对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在处理决定得到完全执行后，应写出结案报告，报经主管领导同意，予以结案。同时，要报上一级统计法规检查机构和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实行谁办案谁立卷的原则，办案人员及所在部门应将办案过程中所形成的材料，按照“材料齐全，排列有序，装订整齐，便于查阅”的原则进行立卷归档。
调查组整理的案卷，必须具备下列材料原件：
（一）立案审批表；
（二）调查报告及有关证据；
（三）被调查单位领导的意见；
（四）被调查人的检查材料及其对核查事实的意见；
（五）审查结论及处理决定；
（六）结案报告及其他与本案有关的重要材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论我国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完善
　　　　　　　　　　　　　　　　　　——以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为视角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新增了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这一条文标志着律师保密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正式确立。但目前法律对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及行使程序均缺乏具体规定。虽然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在英美法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法律上由模糊到相对完备需要一个过程。下面笔者就这一新制度的法律完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一、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备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我国律师保密特权的确立具有划时代意义。条文设置上，它既从正面对辩护律师对“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的保密权予以肯定，又从反面对该特权作出限制性规定，将“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信息排除在保密特权之外。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中的律师保密特权显得过于单薄，诸多问题还待明确。

1．权利主体过于狭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实际上只规定了律师保密特权的一个方面——律师拒证权，但这只是律师保密特权的一个方面。在律师保密特权中，辩护律师首先对委托人有保密的义务，其次才对侦查、公诉、审判机关有拒证权。因此除了律师有拒证权，委托人也有权拒证或要求律师拒证。例如，在律师保密特权发源地的英美法中，律师保密特权被称为“律师——客户特权”，其权利主体是委托人，律师拒证权也是源于委托人。而在我国其权利主体却是律师，换句话说，如果律师放弃这一权利，委托人不愿意也无可奈何，这显然违背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初衷。

2．对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身份界定不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中的“执业活动”从什么时候起算，是从正式达成委托协议之时起算，还是从为委托而进行谈判之时起算？在此过程中，辩护律师聘请的律师助理、专业人士知悉相关情况的是否也享有保密特权？委托人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还包括可以代表他们的亲属？委托人为单位的，律师与单位中哪些人的交流属于保密范围？

3．受保护信息的范围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属于有权不予披露的信息。那么，委托人向辩护律师秘密提交的犯罪工具等物证是否也在此之列呢？再如，委托人向辩护律师作有罪陈述后又将该信息无意中说给第三人听的，是否还受保护呢？对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方法增加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例外规定，以统一司法尺度。

4．特权的行使程序不明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对刑事诉讼法四十六条第二款进行了补充——“辩护律师向人民法院告知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实施、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立即转告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并为反映有关情况的辩护律师保密”，但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权利如何行使并无规定。缺乏程序规定将使权利形同虚设，因此必须对律师保密特权的行使程序予以明确。

5．特权的存在期限不明确。双方委托关系终止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过去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护？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委托人去世后其相关信息是否仍受保护？委托人为机构、组织的，该机构、组织解散后，他们之前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护？

6．保密特权与其他条文冲突时的解决机制不明确。为保障律师保密特权不受侵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增加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内容，同时废除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这些配套措施保障了律师保密特权的实施，也使诉讼法条文整体上保持和谐，但条文之间仍存在有冲突的地方。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规定律师对委托人或其他人准备或正在实施的某些严重犯罪有报告义务，而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这里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当然包括律师。因此一百零八条的举报范围已超越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告知范围，二者是存在一定冲突。法律上对如何解决辩护律师可能面临的两难境地尚待明确。


二、相关法律完善建议

1．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功能定位。价值基础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源泉。因此构建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其背负的功能定位。根据国际刑事司法精神，律师保密特权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而这种委托关系的基础就是相互信赖。这种信赖，是律师得以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二是阻止控诉方从辩护律师口中得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言词证据，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精神是一致的，律师保密特权彻底杜绝变相获得源自被告人的言词证据。虽然以上价值观与我国注重实体真实、打击犯罪的诉讼传统存在差异，但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挡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向对抗制和保护人权方向发展的步伐。

2．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在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设置上，笔者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法的成熟经验。首先，应将委托人纳入权利主体。既然律师保密特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那么他们更加有权拒绝披露或禁止他人披露与律师秘密交流的信息，而不应将这一权利止步于辩护律师。其次，保密信息的内容应包括委托关系成立前的法律服务谈判。这是因为，委托人向拟聘请的辩护律师诉说案情后最终却没有达成委托协议的情形常有发生，若将这部分交流信息排除在保密信息之外则会使寻求法律服务的谈判缺乏公平交易的基础。再次，该特权的期限应为永久。这不仅与国际惯例相符，也已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9条中有所体现。最后，还要丰富律师保密特权的例外性规定，以进一步明确该受保护信息的范围。例如可将物证、律师-客户关系形成前就已存在的书证、委托人明知不相干的第三人在场仍向律师所作的陈述、委托人自愿向第三人泄露的信息等排除在外。

3．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适用程序。首先应当明确委托人、律师是这一特权的主体，然后当他人要求披露某一信息时，权利主体必须及时引用该特权，否则视为放弃。该特权可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予以引用。若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引用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得强制权利主体就保密内容作证，应待进入审理阶段后由法官作出是否属于保密范围的判断。

4．应明确法条冲突时的解决办法。鉴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含辩护律师在内的人的举报义务范围已超越第四十六条辩护律师特权的例外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调整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主要是考虑到现代法治精神对辩护关系、亲属关系等特殊信赖关系的保护与第一百零八条之间的争议性比较大，对其增加但书规定，给律师保密特权及刑事诉讼法日后的其他可能修改均留有了余地，有利于增强法条之间的兼容性，促进法律的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