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和港澳台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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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管理办法(试行)
沈阳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持续、稳定地发展，不断增加外汇资源和外汇收入，加强归口管理和业务协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外承包工程系指我国公司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或政府间协定的安排，在国外通过投标、议标等方式承揽和实施外国政府、企业、私人业主和国际组织各类工程项目的经济活动。
对外劳务合作系指我国公司按照与外国政府、企业和私人业主所签合同的规定，向国外派遣各类工程、生产、技术服务和第三产业劳务人员的经济活动。

第二章 机构与管理
第三条 沈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下称市经贸委)是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归口管理和协调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订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地方法规、规章草案；
(二)进行国际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市场的调查研究，分析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市场的发展趋势，制订发展策略和措施；
(三)编制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综合计划，包括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四)协调窗口公司与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
(五)负责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综合统计工作。
第四条 中国沈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下称沈阳国际合作公司)，是经国家批准有权经营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窗口公司。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
(二)进行国际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市场的调查研究，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
(三)指导和帮助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
(四)编制本公司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五)编制本公司的统计、财务报表。
第五条 全市各企事业单位，是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实体单位，可经沈阳国际合作公司对外签订合同。
第六条 沈阳对外经济建设总公司(下称沈阳外建公司)可以利用沈阳国际合作公司的名义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独立组团出国考察、谈判。对外签订合同(协议)时，要经沈阳国际合作公司审定。
第七条 凡未经对外经济贸易部(下称经贸部)审核批准的公司，一律不得直接对外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
第八条 同苏联和东欧(下称苏东)国家签订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要一律报市经贸委审批并签发进口物品批准书。
在苏东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要报市经贸委备案。
第九条 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需要派人出国考察、谈判、投标和签订合同时，经主管局同意，由沈阳国际合作公司提出申请报告，附邀请函电、出国人员名单等有关文件，报市经贸委审核办理出国任务批件。
第十条 在苏东国家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对方支付我市的实物，凡属机电设备、成套设备和国家限制进口的物资，沈阳国际合作公司要分别征得市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市计经委和市经贸委同意后，再对外签订合同。
第十一条 执行对苏东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的单位，凭进口物品批准书及合同，到市经贸委办理从苏东进口物资和申领进口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第三章 计划管理
第十二条 市经贸委负责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综合计划的编制、上报和下达，并抄送市计经委备案。
第十三条 沈阳国际合作公司编制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上报和下达程序，按经贸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沈阳国际合作公司的驻外机构编制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计划，在上报沈阳国际合作公司的同时，要抄报我驻外使(领)馆经参处。
第十五条 窗口公司之间联合承包的项目，合同额指标由对外签订合同的公司编制，其他指标按项目实施单位承担的任务编制；非窗口公司受窗口公司委托，承担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任务时，须编制相应计划，纳入窗口公司计划；窗口公司与外商或外国政府有关机构联合承包工程
，应将本公司承担的部分编入计划。
第十六条 市属企事业单位承担其他窗口公司安排的项目计划，在报送窗口公司的同时，抄报市经贸委备案。
第十七条 市经贸委要会同窗口公司负责检查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计划的执行情况，并于每年七月二十日前和次年一月二十日前向经贸部报送半年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其程序与计划的编报程序相同。报告应同时抄送市计经委。

第四章 项目实施和管理
第十八条 在洽谈和实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时，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一)遵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符合我国外交及对外经济贸易政策；
(二)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三)平等互利，守约保质，共同受益；
(四)有助于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及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第十九条 对外签订合同必须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参照国际惯例，认真负责，严格把关，防止疏漏。对已签合同，必须按时、保质完成，认真履行合同义务。
第二十条 为搞好项目的实施与管理，选派项目经理(组长)时，要根据所承担的任务，选派既懂技术又懂管理、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和有对外活动能力的人担任。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派懂外语的人。拟选派的项目经理(组长)人选，应事先征得干部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市经贸委备案。选
派一般人员，必须符合政治、技术和身体三方面条件，严格按规定履行出国人员报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执行劳务合同的业务主管部门和市直有关涉外部门负责对出国劳务人员进行外事纪律、安全、保密教育。
第二十二条 对外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单位，必须坚持促进联合、统一对外的原则，树立全局观念，不得底毁他人，削价竞争。
第二十三条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外项目组制订，在开工前报窗口公司和市经贸委备案。

第五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四条 沈阳国际合作公司根据经贸部下达的年度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综合计划指标，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及时编制财务计划和外汇收支计划，分别报市财政局和外汇管理局，同时抄报市计经委和经贸委。
第二十五条 全市各有关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有关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加强成本核算，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各项成本费用开支标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十六条 全市各有关单位应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驻在国的法律，根据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具体情况，确定经济核算事项和职责范围，配备专职或兼职财会人员。对较大项目，必须在国外设置独立的财会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财会人员。在国外的财会机构必须接受国内
派人单位财会部门的领导和财政部门的监督；国内派人单位的财会工作也必须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七条 沈阳国际合作公司应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及时编报本公司签约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季度及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全面、准确、真实地反映企业当期各项财务指标的完成情况。
市属企事业单位，通过其他窗口公司签约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其财务会计报表，按行政隶属关系上报。
市财政局是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财务归口管理部门，财务会计报表在上报财政部的同时抄送市计经委和经贸委。
第二十八条 沈阳国际合作公司自揽自签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与施工单位共出资金，共担风险，共同管理，其利益分配按双方商签的内部合同或协议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沈阳国际合作公司自揽自签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转给市内其他单位施工管理并由施工单位承担一切经济责任时，必须以合同方式确定。沈阳国际合作公司向其收取项目转让费的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沈阳外建公司自己承揽并经沈阳国际合作公司签订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转让给市内其他单位施工管理，并由施工单位承担一切经济责任时，沈阳外建公司向其收取项目转让费的标准，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包括向沈阳国际合作公司上交的服务费在内，施工单位不另
交其他费用。
第三十条 市内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受沈阳国际合作公司的委托或授权，自揽自管、自担风险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通过沈阳国际合作公司对外签约时，应向沈阳国际合作公司交纳服务费。收费标准：承包工程为合同额的0.1%；劳务合作为合同额的0.3—0.5%。

第六章 统计管理
第三十一条 市经贸委负责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综合统计工作，组织编制全市统计报表，并送市统计局。
第三十二条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统计，包括年报、季报和月报，统计内容和要求，按国家和地方统计部门规定的统计制度执行。
第三十三条 沈阳国际合作公司编制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统计报表，按经贸部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统计制度的规定上报。
第三十四条 市属企事业单位，承担其他窗口公司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统计报表，在报送窗口公司的同时，抄报市经贸委。
第三十五条 沈阳国际合作公司及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实施单位，都要配备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负责编制统计报表，进行统计分析。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经贸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2月27日
　　　　　　　　　　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
　　　　　　　　　　　　　　——以对保险行业的实践考察为基础

　　　　　　　　　　　潘红艳 吉林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保险人/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
　　内容提要: 归纳实践中保险商品的售卖方式以及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揭示争议的缘由。解决问题的向度包括：统一法律规定的 “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和保险合同中包含的 “责任免除”条款的范围，要求保险人在合同中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标明；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应当在确定保险合同之前进行；判断是否 “明确”的标准应当根据具体的交易情景做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保险人举证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理顺保险代理人销售保险商品的利益驱动力，投保人应对保险合同内容主动获知；强化投保人 “保险人已经对免责条款对我进行了明确说明”复写及签字的做法。


《保险法》从立法上明确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的免责条款说明义务，这在保险立法史上尚属首次，此举是保险立法的一大进步，属我国的创新之作。查外国立法，未见有此规定者。[1]《保险法》第 17 条 2 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赋以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立法主旨包括以下方面：平衡保险商品的信息偏在、[2]体现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护作为保险商品消费者的投保大众的利益。以保险整体运营宏观角度观之，保险人掌控保险产品信息、技术信息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信息，而投保人对上述信息很难获知。为解决信息偏在问题，赋予保险人相关信息的解释说明义务，从而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信息掌控中的失衡关系。以单一保险合同订立角度观之，保险合同多以格式合同形式存在，投保人仅能对合同表示附和。加之保险合同本身具有复杂繁冗，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等特征，尊重和保障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与保险交易的格式化对投保人意思自治的阻碍形成了一对矛盾。赋以保险人以解释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义务为投保人客观、全面的了解合同内容提供了路径和可能性。以投保人、保险人在保险行业中的地位角度观之，作为保险消费者的投保人，与经营保险商品的保险人地位反差明显：投保人购买保险的行为具有偶然性、个体性、非专业性的特征；保险人出售保险的行为具有经营性、团体性以及专业性的特征。为平衡两者的关系，保险人应当承担对保险商品的解释说明义务以保护投保大众的利益。

“市民社会的利益关系典型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不可避免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只有通过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利益分配中的平衡机制才能消除利益冲突。”[3]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立法意旨虽臻于完美，但实践层面，保险商品千差万别、保险商品的售卖方式多种多样、投保人对保险的了解程度深浅不一、保险商品中蕴含的利益链条千头万绪，无法体现甚至完全背离上述立法主旨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致纷争不断。理论层面，对免责条款的法律性质和范围、义务的履行方式、举证责任等问题定论难寻。以实践矫正法律，抑或以法律强制实践，意图在利弊平衡中寻求解决之道。

一、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履行方式的实践考察

保险商品售卖形式一般包括电话销售、保险代理机构与其他商业行为并同进行的销售、网上销售、代理人直销等。[4]各种售卖方式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存在差异。

（一）电话销售

电话销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保险商品的要约邀请方式，这种方式的电话宣传阶段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售卖对象随机，一部分是保险公司既有客户，一部分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潜在投保人的联系方式。在电话销售之前，销售方往往已经对客户的相关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即使没有了解，电话售卖过程中也会尽量探查潜在客户的相关状况，以选择适合其经济收入水平与需求的保险商品对其销售。第二，电话售卖的方式成功率较低，潜在客户已经不堪其扰，80%以上的接听者都在销售人员没有提及保险商品实质内容之前就选择拒绝。只有 20% 甚至更少的接听者会听完销售人员的介绍，最终选择购买保险商品的接听者寥寥可数。但是电话销售又具有其他销售方式不能替代的优势：成本低廉，除了打包购买的电话费之外并无其他费用；对销售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不高，一般只要口齿清楚、记忆力尚可都可以胜任；覆盖面广，电话接收群体与销售的覆盖面理论上是相同的。故此，虽然深受排斥，保险人依然乐此不疲的采用这种销售方式。

电话售卖的保险商品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方式体现在以下阶段：电话售卖过程中对免责条款的介绍、保险合同的文本介绍、电话回访时对免责内容、权益保护等的提示。对于投保人而言，所有关于保险合同内容 （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在内）的了解仅限于保险合同的书面规定以及投保人基于自身保险的认知范围内能够对销售人员提出的问题。保险人售卖过程中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忽视，甚至如果投保人不加以询问就避免提及；保险合同签订时投保人除了对合同文本的阅读并没有其他获知免责条款的渠道等因素导致电话销售的保险合同在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问题上纷争颇多。[5]

（二）保险代理机构与其他商业行为共同进行的销售

这种售卖形式实践中较多见，比如与银行存取款业务共同进行但性质相异的保险商品销售、与机票等票务行为一同销售的保险商品等。这种销售方式往往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保险销售行为与其他商业行为。即使保险销售行为是单独存在的，但也受到销售地点、投保人对商行为产生的预期以及投保人对商行为性质的判断等因素的影响。销售人员往往受到交易惯性以及交易效率的约束，对其中蕴含的保险商品销售并不单独进行说明，投保人对保险商品内容的了解受到支付保费过后拿到的保险合同或者包含在其他商业合同中的保险条款等内容的限制，并且更多依赖投保人的认知能力而不是保险人的说明。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仅仅限于合同文本中相应内容的提示。在此类缺乏保险合同细节内容的保险商品售卖过程中，免责条款的提示已经难以满足，更遑论对之进行明确说明。

（三）网络销售

网络销售的保险商品，在商品名称下列明保险合同类型和内容，其中用红色或者加黑的字体（与保险合同其他内容字号大小相同）以 “责任免除” “除外责任”为标题提示免责条款。网售方式的特点在于：“责任免除”的标题区别于保险合同其他部分包含的免除保险人义务的内容。投保人阅读保险合同时，易于在第一时间识别保险人责任免除的事项为何。如果投保人以 “责任免除”事项要求理赔，保险人有充分的合同依据拒赔；如果投保人以 “责任免除”事项以外、规定在保险合同中的其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事由提起理赔遭拒，依然容易产生争议。[6]

（四）保险代理人面售

保险代理人当面销售的保险商品中，签订保险合同之前，保险代理人已经通过多种方式与投保人取得接触。为了尽量促成保险合同的签订，保险代理人极尽能事描述、夸大保险商品的优势与益处。投保人产生购买保险商品意向以后，才有机会阅读投保书与保险合同，对免责条款内容的知悉也方待此时才能实现。保险代理人对免责条款的解释与说明与保险合同中确实规定的情况常常存在偏差，出险后投保人遭到拒赔，才猛然醒悟还有诸多免责条款的存在，投保大众对保险制度的诸多诟病与不信任与前述情形关系甚密。

综观上述保险交易类型中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可见，虽然采取销售方式有异，但是保险人均以保险合同文本或其他的书面形式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故此，立法中关于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中提示义务的部分履行情况尚佳。[7]只是对法律所要求的 “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无一定之规，各种争议的因由在保险交易过程中已经埋下伏笔。

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

保险人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如何，一直存在争议。实践和学界分歧表现有二，有认为此义务属于消极义务者，即认为一旦保险人采用某种特殊的形式，诸如加黑或描红等对免责条款加以明示，就可以认定履行了该义务。[8]考虑到保险行为的交易效率以及证据留存的便易，似乎都不适宜使 “保险人负担极高的说明成本”而导致 “保险合同的效力处于严重不确定状态，不利于交易的稳定。”[9]

有认为该义务属于积极义务，即要求保险人除了在合同中明示以外，还应对免责条款的内容、性质、含义等做出明确的解释，否则不能认定已经履行了该义务。“保险人设计保险条款时不愿将免责条款赤裸裸的公之于众，以免引起投保人的反感和监管机关的注意，免责条款一般较为隐蔽、晦涩。”[10]根据前述预设有学者主张将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界定为积极义务有助于保护投保人利益。这种预设虽据表面的合理性，但未免过于主观。虽然性质相同，保险合同与其他种类的格式合同在制定过程以及监管方式上存在诸多差异。首先，保险合同的制订均经过严格的条款设计及审查程序，其中包含对各个合同条款法律后果的研判过程。然后，除了制订合同的保险公司之外还会受到保险行业协会示范合同条款的影响以及保险监管部门的规制。基于格式化保险合同与一般的格式合同制作过程的差异以及笔者对实践中保险合同的考察，与此预设相反的事实是：保险人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均以鲜明方式将免责条款列明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结合保险交易形式的不同表现，尤其是在网络交易、电话交易等新兴的保险交易的前提下，过分要求保险人主动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似乎有悖于保险人选择网络、电话等形式的保险所追求的交易效率目标。综观我国保险交易的大环境，保险制度在我国已经畅行二十几个年头，我国的保险市场在1987 年的开放后的最初十年间就实现了 20 倍的扩容，以保险的形式分散危险已经成为一般大众的常识。人们将保险作为一种生活保障的方式选择已经成为常态，对保险商品的期待也更加高涨。[11]对公众的保险意识估计过低是不客观的。

对某种义务法律性质的研究应该服务于该义务边界的确定以及该义务履行标准的认定，探讨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也概莫能外。虑及保险意识、投保人对保险的知悉程度、订立保险合同具体情境等因素的差异，对该义务做僵化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性质界定似乎无法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与事有补的态度是：回归到对如何判断免责条款的范围、履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方法以及标准这些切实问题的探讨中来。

三、免责条款的范围及认定

保险商品的种类多样，[12]合同文本表象形式多样、保险商品销售方式多样。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包括的范围以及认定方法并无立法明示，而对此问题的界定直接关涉诉争案件的判决。我国现行的 2009 年 《保险法》较之 2002 年修改的 《保险法》在免责条款的表述上出现了差异，现行法的表述为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之前的表述为 “责任免除条款”。[13]这反映出立法机构对免责条款范围认定的不同态度。[14]保险合同中的 “责任免除”条款与立法中的 “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范围并不一致。学界和司法界对免责条款的范围如何也分歧颇大：有认为免责条款仅包括保险合同中以 “责任免除”“免责条款” “责任除外”命名的条款；有认为免责条款是保险人限制自身承保风险与赔偿责任限额的条款，包括承保范围、保险标的的限定、保险金额、保险期限、免赔额、条件与保证；有认为免责条款包括散落在保险合同中限制或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不包括保证与条件条款、承保标的与承保风险条款。最高人民法院 2012 年 3 月发布的就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征求意见稿）第 10 条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免责条款的范围界定为：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包括除外责任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解除或中止合同等部分或全部免除或限缩保险人责任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