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商品交易管理若干规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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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被诉问题背后的思考（二）

高军


近年来，国内高校频繁地被学生起诉，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两案较为典型，这两个案件亦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法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学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校被学生提起行政诉讼，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外，还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学理论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透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讨的余地。
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对高校的法律性质的定性问题。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但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解释。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对民办高等教育方面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却基本上都付阙如。除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于2001年联合发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两部从条文到所包含的内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规范性文件外，民办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按照《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等院校被命名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产生的程序与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样，而且其注册机构是作为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因此，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较为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办学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民办高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由什么法律来调整呢？其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法》或《合同法》？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合同法》？
其次，在诸问题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民办高校既然属于教育机构就应负起教书育人的义务，就要对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其制订对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参照对公办高等院校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民办高校有没有权处分学生？其处分学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其有权对学生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是否必须返还学生所交纳的部分或全部学费？……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与滞后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包括申诉的机构、申诉的时效以及有关机构答复的期限、对申诉答复不服的，被处分的学生应当如何救济等种种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故刘燕文自96年权利被侵犯时起，三年来一直向北大及国家教委申诉，但从北大得到的答复却总是“无可奉告”或“研究一下”即无下文。
对于受处分的学生能否向法院起诉以请求司法救济的问题，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对此，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样。如刘燕文在1997年就曾向法院起诉过，但法院以“尚无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99年7月他因受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胜诉的鼓舞第二次起诉时，海淀区法院才以行政诉讼纠纷立案。
对受处分的学生向法院起诉法院是否立案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的法院决定立案，有的法院决定不予立案的分歧一方面使得国家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不予立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救济，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设立的宗旨及法治社会中法院应当发挥的功能。该问题的出现，缘于法律条文的缺失以及对学校处分学生的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因为如果将其理解为行政处罚，那么受处分的学校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来救济，但是问题是高等院校并不是行政机关，并没有行政处罚权。而如果将学生处分学生的行为理解为内部管理的处分行为，那么，被处分的学生不能提起诉讼，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严重的可以将学生勒令退学或开除，如此严厉的处分使学生的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被剥夺，而且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的处分须必记入学生档案并不得撤销前科，被处分的学生将背一辈子黑锅，“一日有罪，终身有罪”。因此，在对待学生被处分，尤其是被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问题上，被处分学生如诉诸司法，虽然目前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讲，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在高等教育方面，法律的滞后与缺位相比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例如，现在我国高考已取消了对考生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但是在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却仍然对考生有年龄的限制，而且对本专科生仍然禁止在校期间结婚等。我国的《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分别于1995年与1999年施行，其与时代脱节之处并不多，但由于这两部法律规定得都比较原则、笼统和抽象，在高校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较少有实用性。但对于与高校管理及与高校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的《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却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它们之中自实施之日起至今最长的有21年，最短的也有12年。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当初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期由“政府推进型”立法所产生的法规本身就笼统、粗糙，加之近些年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急骤改变，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形势，这些法规在新形势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例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在高校管理中，对于学生偷食禁果者的处分一般都套用该规定而对其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但是，对于偷食禁果的学生是否属于“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在今天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已堂而皇之设置在一些大学校园内的“新形势下”，是否能继续延用以前的思维值得进一步思考。
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规章滞后于时代要求的问题并正着手予以解决。日前在南京召开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综合处一位负责人在会上透露，现行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是1995年颁布的，已落后于高校扩招的新形势，会议决定修改并加以完善，修改后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将有较大的放宽，突出了以人为本思想，适当放宽研究生学籍、在校时间，允许婚后有子女的研究生把孩子带大，再重新回校攻读学位等。
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及刘燕文诉北大案两案一审判决的创新。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判决的创新之处在于对该案以行政诉讼纠纷而立案的理由的阐述上。海淀区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不具有行政机关资格，但法律赋予它们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所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读到此处，不禁击节叫好，此段文字是目前我国法官在判决中对法院的功能和对行政诉讼法有关条文所作的最精彩的法理解释！
但是，有人却对法官以上的解释颇有微词并从学理上予以反驳。但是，问题是，如果法院不以行政诉讼案件立案，能以民事诉讼案件立案吗？如果法院不立案，田永被侵犯的合法权利如何才能得到救济？难道要等到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后才予以立案吗？而启动制订法律或修改法律的程序是那么容易的吗？如果让田永等下去，等到有关的法律出台后再起诉，到时候法院才予以立案，但最终判决的结果会不会像刘燕文诉北大案那样最终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被驳回诉讼请求呢？如果不立案，法院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法院的功能，棚濑孝雄认为，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卢埃林则更进一步指出，解决争端是法院最为重要的职能，在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所谓的政治问题（如外交、国家安全、战争权力等），几乎所有的纠纷都可以诉诸法院。因此，从定纷止争、解决争端的角度出发，法院不应对田永的司法救济请求置之不理。如果法院对田永的权利被侵犯以如对刘燕文第一次起诉北大时因“没有法律规定”而不予立案，难道田永只能向隅而泣或采取私力救济吗？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定纷争止的功能体现在何处呢？人们又为什么需要法院和怎么能信任司法制度呢？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正是受田永案法院受理并胜诉的鼓舞，刘燕文才于99年7月第二次向法院起诉并被法院受理。从中我们这难道不能看出司法实践在进步吗？
刘燕文诉北大案一审判决中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法官对法律所作的灵巧和智慧的解释。可能是法官也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对内行论文进行实质审查的制度的荒谬与不合理，故在对《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的“毕业论文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须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方授予学位的规定的理解上，法院判决采纳了刘燕文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即将“经全体成员过半数”理解为“批准的决定应当经过半数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同样，不批准的决定应当过半数的反对票才能通过。”因刘的论文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评委中6票赞成，3票弃权，7票反对，不批准的决定并未超过半数，故判决撤销北大作出的不颁发刘燕文学位的决定，责令北大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对刘的论文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颁发其学位。从这里，我读到了英美法系国家如霍姆斯、卡多佐、丹宁等大法官们的“金子般的心”！笔者认为，虽然其解释与将“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理解为“只有超过半数的成员赞成才能授予学位，没有超过的就不授予”的惯常解释截然不同，但审理该案的法官正确地理解并精确地把握了法律的精神。因为法律是死的，只有司法实践之树才是常青的，在对待一些按照“正常的理解”会侵犯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模糊的法律规定的理解问题上，作为以“活的法律”而著称的法官完全可以而且完全有责任对之作出“非正常”的解释，以使个案纠纷的解决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官的以上解释表示了不满甚至愤怒，并从“理论上”予以了细致的阐述。但笔者坚持认为，司法实践需要法官的学识和智慧，需要法官的积极开拓与创新，而不能冥顽不化地抱着我们属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法官只有被动地适用法律的义务，而无创造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利的教条不放。至于有人认为了开了法官“自由解释”法律的先河后，由于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如果纷纷效仿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笔者认为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我国，法官审理案件并不需要遵循先例，而且一审判决错误还有二审可以纠正。更何况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与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正在逐渐的提高。如果总是抱着因为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低，因而他们不能也没有能力去创新的看法，实际上是将法官的作用仅仅当成了“自动售货机”或电脑，我们只能说这是对我国法官的一种污辱。
事实上，正如“理论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北大还是上诉了，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是最巧妙的中国式的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判决根本不涉及任何是非曲折的问题，是非曲折问题永远地留给了法学家们去探讨。一切都结束了，捍卫权威和传统的人们最终如愿以偿了。
笔者始终坚信：任何理论，不管它是如何的先进，如何的美妙，如果一旦论为教条，其结果只能是使人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最终使人困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如果没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巧妙地解释，美国可能就不会诞生违宪审查制度；如果没有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对宪法所作的灵活的解释，美国历史上的多次宪法危机可能就无法化解，最终的结果可能要么是危机演化成动乱或革命，要么是美国宪法被一次次地废除或修改。无论是从“理论上”论述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一审判决的“不合法”、“不合理”或法官的“越权”是多么的严密，无论论述者的学术水平有多高，我只能援引北大的一位毕业生余杰在《火与冰》中的一句话：“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话虽俗了点，但道理却确是这样的。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正）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3年3月2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9年7月30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使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程序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集体行使职权。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除特殊情况临时召集的外，应当在会议举行7日前将会议日期和议程草案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每次开会日期，并拟订会议议程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方能举行。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都应当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因病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出席会议的，必须请假。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有关工作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1人列席会议。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邀请有关驻本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每次会议列席范围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凡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可以申请旁听。旁听申请办法和注意事项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制定。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作出安排，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以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主任会议提出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委托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审查，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由
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委托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审查，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主任会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20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议案必须以书面形式，写明案由和解决问题的措施。
提请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必须附有地方性法规草案及其说明，并提供有关参考资料。
提请任免案，提请任免的机关应当同时附送干部任免的有关材料。
提请审查、批准省本级决算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调整和部分变更，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30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并向受委托审查的有关工作机构提供有关资料，接受查询。
第十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
主任会议提出的议案，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或者委托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负责人作说明。
省人民政府提出的议案，由省人民政府负责人或者委托所属有关部门负责人作说明。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作说明。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的议案，由提案人推举1人作说明。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说明后，由分组会议对议案进行审议，也可以召开联组会议对议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辩论。
举行分组会议或者联组会议的时候，提出议案的机关的负责人或者提案人必须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可以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第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或者其他议案，在审议中认为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调或者完善决策措施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暂不交付表决，委托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或者交由提出议案的机关、提案人进一步研究修改，在限定时间内提
出修改稿，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在限定时间内未能提出修改稿的，应当向主任会议说明理由。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一般经两次会议审议才交付表决，但在审议中对该地方性法规案意见基本一致的，也可以一次会议审议交付表决。
第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出议案的机关或者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四条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与民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常务委员会批准，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报请批准的机关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作扼要说明，主任会议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
机构或者办事机构审查，提出报告。

第四章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十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专项工作报告。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指定题目，要求上述机关及其有关部门向常务委员会作报告。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或者常务委员会指定的专题报告，应当由省长、副省长或者其他政府组成人员，院长、副院长，检察长、副检察长到会作报告。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工作报告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报告人必须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工作报告或者专题报告作出相应决议、决定。有关部门对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并及时将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或者专题报告时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转交有关机关处理。需要作出答复的，有关机关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将办理结果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五章 质询案的提出和办理
第十九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二十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的对象和质询的内容。质询的内容必须属于受质询机关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第二十一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对决定质询的质询案，交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向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口头或者书面答复。
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二条 受质询机关如果在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不能作出答复的，必须说明原因，由主任会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答复时间。
第二十三条 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时，可以提出询问和依法继续质询。
第二十四条 质询案未作出答复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质询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六章 发言和表决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应当围绕议题发言。在全体会议上每次发言不超过15分钟。对于超过时间或者与议题无关的发言，会议主持人可以制止。如发言人需要详细说明某一个问题时，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可以延长发言时间。

第二十七条 交付表决的议案，如果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表决议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也可以采用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对人事任免案，任职人员一般采用无记名投票或者表决器表决，免职人员采用举手的方式表决，可以逐人表决，也可以合并表决。对其他议案，一般采用举手的方式表决，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无记名投票或者表决器表决。
第二十九条 表决议案，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赞成，才获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三十条 列席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可以发言，但是没有表决权。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由报请批准的机关发布公告，予以公布施行。
常务委员会制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三十二条 在常务委员会议事过程中，属于国家机密和不宜公开的问题，与会人员必须遵守保密规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7月30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有关工作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二、增加第七条：“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凡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可以申请旁听。旁听申请办法和注意事项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制定。”
三、第七条改为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以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主任会议提出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委托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审查，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
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委托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审查，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四、第八条改为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20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第四款修改为：“提请任免案，提请任免的机关应当同时附送干部任免的有关材料。”
增加第五款：“提请审查、批准省本级决算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调整和部分变更，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30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并向受委托审查的有关工作机构提供有关资料，接受查询。”
五、第九条改为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主任会议提出的议案，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或者委托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负责人作说明。”
六、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说明后，由分组会议对议案进行审议，也可以召开联组会议对议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辩论。”
第二款修改为：“举行分组会议或者联组会议的时候，提出议案的机关的负责人或者提案人必须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可以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七、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或者其他议案，在审议中认为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调或者完善决策措施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暂不交付表决，委托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或者交由提出议案的机关、提案
人进一步研究修改，在限定的时间内提出修改稿，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在限定时间内未能提出修改稿的，应当向主任会议说明理由。”
第二款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一般经两次会议审议才交付表决，但在审议中对该地方性法规案意见基本一致的，也可以一次会议审议交付表决。”
八、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与民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常务委员会批准，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报请批准的机关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作扼要说明。主任会议
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或者办事机构审查，提出报告。”
九、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八条。
十、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工作报告或者专题报告出作相应决议、决定。有关部门对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并及时将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二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或者专题报告时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转交有关机关处理。需要作出答复的，有关机关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将办理结果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
十一、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由报请批准的机关发布公告，予以公布施行。”
“常务委员会制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3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