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经济合作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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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如何告知当事人的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

作者：李元邃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第（五）项规定“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这就是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必须告知当事人的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而采取的救济措施，理论上如何理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如何告知当事人的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按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由有复议管辖权的行政主管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重新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一种行政活动。行政复议是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层级监督的一种较规范的活动，是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基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请求，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活动。

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概念，可以看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是宪法关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体现。共同之处在于：（1）以解决行政争议为共同对象；（2）争议双方中有一方必然是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永远处于被申请或被告的地位；（3）活动全过程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内容；（4）不适用调解原则；（5）最终目的是为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区别在于：

（1）受理机关不同。行政复议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和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诉讼由人民法

院受理。

（2）行为的性质不同。行政复议中复议机关的复议行为是行政行为；而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司法行为（审判行为）。

（3）程序不同。复议机关进行复议是行政程序；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诉讼程序。

（4）审查内容不同。复议机关既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实体的合法、程序的合法），又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性；人民法院除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外，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性。

（5）所处的阶段不同。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法律、法规规定适用复议前置（先复议，后诉讼）的，当事人只能先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先提起行政诉讼，对判决不服的，再申请复议，两者顺序不能颠倒。法律、法规规定适用双轨制（可选择复议，也可选择诉讼）的，当事人若选择复议，只有等复议程序完毕，对复议决定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若选择诉讼，不能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因此说，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第一阶段，而行政诉讼是处于第二阶段，与行政复议表现为承接关系。

（6）行使权力不同。行政复议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和行政监督权，复议机关不但能维持或撤销下级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还可

以直接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拥有完全的变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行使的是司法审判权，除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外，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只能维持、撤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7）裁决的性质不同。行政机关的复议决定是单方行政行为，除法律规定由复议机关作出终局裁决外，对复议决定不服的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判决或裁决是司法行为，不服一审判决或裁定的，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上诉。

（8）执行方式不同。复议决定生效后，当事人不执行决定的，除法律规定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外，其他的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诉讼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不执行判决的，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有完全的强制执行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当事人的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如何告知？笔者认为，主要依据实施处罚时引用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来告知。就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律、法规规定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法律、法规规定适用复议前置的，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

细则》 第七十条的规定。先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法律、法规规定适用双轨制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既可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用企业垄断经营的正当化依据及其质疑

陈渝

摘要：本文在对传统理论中支持公用企业垄断经营的诸多理论的客观评介的基础上，运用法学、经济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对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提出置疑。

关键词：公用企业 垄断 正当化依据 质疑

一、公用企业垄断经营的正当化依据

依据之一：经济上的自然垄断说

1、传统的理论观点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公用企业的自然垄断经营源于两个理论支持，即规模经济效应和沉淀成本理论。

（1）垄断经营是规模经济的内在需求。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解，公用企业之所以具有规模经济效是因为：第一，平均成本下降导致的规模经济。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在非自然垄断行业中，单个企业随着产量的增长，其生产成本（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先下降后上升，存在一个最佳经济规模。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在自然垄断行业中，企业的边际成本持续低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产量增长持续下降，以至于单个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如果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存在多个生产厂商，将提高企业生产成本，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所以在这样的行业中，最佳的状态是一家企业垄断的提供所有产品和服务。问题是，最后该由哪家企业来进行生产呢？一种方法是通过市场竞争保留下最有效力的一家企业，另一种方法是由政府出面对市场进入进行管制，赋予某家企业以垄断特权，维持规模经济而降低社会总成本。第二，网络导致的规模经济。这一点在前文已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

（2）巨大的沉淀成本(Sunk cost)是公用企业垄断经营的天然屏障。沉淀成本也称积淀成本或固定成本，指没有重新选择机会的投入或开支。有人形象地指出，沉淀成本所描述的，是已发生的一切都是既成事实，对于其后发生的变化皆应视作新的开始。比如股市里持股的浮动亏损就是沉淀成本，相当于亏损部分已从账户里划出。如果后来浮动亏损减少，则相当于该持股升值创造的新的赢利，并不能改变原来的亏损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沉淀成本构成了一般企业的退出壁垒，而在公用企业中，沉淀成本还构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公用企业在设备和基础设施方面需要数额巨大的投资，固定资本一旦形成，折旧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设备和基础设施很难转用于其他用途，这些资本沉淀在这个产业中很难再抽回。这也决定了在公用企业这个市场中，原有的经济要素很难退出原有的领地，而单薄的私人资本也很难介入，这就必然形成垄断。

2、现代的理论观点??成本的弱可加性（Subadditivity）

在公用企业管制实践中，人们发现传统观点对自然垄断的认识不够全面，因为原来的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设不符合实际情况。1982年，鲍莫尔、盘萨、威利格等经济学家对自然垄断做了重新定义。新的定义建立在弱可加性（也称次可加性、部分可加性）而非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在单一产品的情形下，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一企业生产给定产量的总成本小于由多个企业生产时的总成本；在多产品情形下，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一企业生产给定数量的多种产品的总成本小于由多个企业生产该产品组合时的总成本。根据这个定义，如果一个行业被称为是自然垄断的，在有意义的产出区间，成本函数是弱可加的，但弱可加性不一定意味着成本下降；在多产品情形下，自然垄断不一定要求非平均成本下降不可。通俗地讲，自然垄断通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某一市场出现一个经营者之后，就排除了其他经营者以同样方式进入该市场，这或者是因为输送设施的约束（同时建设两套同样的设施事实上不可能），或者是因为生产的规模效应（收益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而递增）。例如，为了向城市居民供水，必须铺设遍及全国的供水网，如果存在竞争，每个企业都必须支付铺设管道的固定成本，因此，由单个企业集中供水就能实现总成本最低。电力供应和铁路运输也是如此，同时铺设两套以上管道系统进行竞争的成本比垄断经营带来的成本更高。根据这一新的定义，公用企业的自然垄断特征又有了新的解释：

（1）范围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是指自然垄断企业能收到生产与分配的纵向统一利益和对多种用户提供多种服务的复合供给利益。范围经济以成本的弱可加性为基础，其原理在于，它要求企业必须将密切相关的业务有效聚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经营才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自然是符合弱可加性的，但根据弱可加性，在规模不经济的情况下，自然垄断也能成立。

很显然，上述理论变化并非经济学界对公用企业垄断经营正当性的反思，却正好是一次理论上的升华，更加强化了对公用企业自然垄断属性的诠释。

依据之二、政治上的公共利益保护说

该学说认为，公用企业产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均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必需品，同时又是社会公用的基础设施，是其他社会产品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公用企业可谓社会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由谁经营，事关国计民生、国家主权与安全，非一般的竞争性行业可以比拟。因而，一旦开放市场，允许自由竞争，唯恐公用企业被欲行不善之人所掌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隅。

二、对上述理论依据的置疑

公用企业自然垄断经营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经济规律和政治需求不断更新着对公用企业垄断经营的“自然性”和“正当性”的诠释。但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对自然垄断的分析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一般框架之上的，它是一种以市场供求总量均衡为前提的抽象的个量分析，舍弃了供求的多样性及由此产生的替代性。同时它又是一种短期分析，没有顾及技术进步因素对规模经济、市场容量、成本、价格等方面的影响。具体来讲，上述理论的不足包括以下三方面：

1、缺乏对自然垄断程度的分析

既有的理论仅仅从生产的技术性要求来界定自然垄断，僵化地认为市场需求规模有限性是公用企业自然垄断成立的依据，没有以不同的需求状况来判断垄断的存在及其程度的强弱。实际上，公用企业内部不同环节有着对垄断和竞争的不同需求，即使在自然垄断环节也有着垄断程度的强弱之分。

强自然垄断环节的突出特点是新企业进入该产业具有很高的进入壁垒，已有的企业垄断地位稳定，但产品定价存在两难选择。按照一般产品定价原则，一方面，为了维持企业的良好财务状况和可持续经营，产品定价不能超过平均成本；另一方面，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只有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社会的总福利才会达到最大。企业的边际成本一般高于其平均成本，上述两条定价原则可以同时满足。但强自然垄断环节的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这两条原则不可能同时满足。因此法律规制应着力于使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以消除企业亏损，同时避免垄断价格的出现。

弱自然垄断环节的边际成本不低于平均成本，不会面临两难定价问题，但是其垄断地位可能会受到新进入企业的挑战，能否长期维持垄断地位是一个问题。弱自然垄断企业的边际成本高于平均成本，以边际成本定价则可赢利。如果新进入的企业以弱自然垄断企业的边际成本销售产品也能赢利的话，独家垄断就难以维持。除非存在一组有承受力（Sustainability）的价格，使新进入者的利润为负，同时使自然垄断的企业的利润为非负，这样才能使弱自然垄断企业可以长期维持垄断地位。然而，实践表明，只要市场需求增长足够地领先于垄断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足以使新进入的厂商形成乐观的预期，那么，广阔的市场空间迟早会引发新厂商的进入，从而打破垄断形成竞争。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国内长期被抑制的电信需求空前增长，尽管邮电部门全力增加供给，仍不能独家填满市场空间。所以90年代初，部分电信业务一经开放，新厂商就能找到用户。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公用企业生产的流程和环节日益复杂，已经有学者运用公共财政理论对公用企业的竞争性环节和自然垄断性环节进行了如下细分（以电信、电力、民航、铁路运输为例）：

典型公用企业生产环节的划分
竞争性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