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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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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民分离的产物，同时也是刑、民结合的果实，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法院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逐年增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陆续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由于立法内容的相对薄弱，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笔者就目前存在着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同仁。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法院判定附带民事责任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确定了范围才能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民事损害，准确地判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及范围。受案范围如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虽明确规定了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没有明确物质损害的范围，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于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该规定第 1条第1款指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有种：(1)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的(2)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对于第一类讲，《刑法》分则第四章中所规定的罪名，均是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大部分有可能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如杀人罪、伤害罪、绑架罪以及强奸罪等；对于第二类而言，依照《规定》第5条的规定，这里的物质损失是指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造成的损失而不是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大部分犯罪、第三章中的金融诈骗罪、侵犯知识产权罪、以及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一部分犯罪，都有可能造成物质损失的，如交通肇事罪、失火罪、抢劫罪、以及故意毁坏财物罪等。但是，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中大部分犯罪都属于《规定》第5条的情形，例如盗窃罪、抢夺罪、侵占罪等。然而，《规定》的第5条中第1款与第2款相矛盾，这也许是司法解释的缺陷，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及分清刑、民分工的界限，笔者建议，应对《规定》的第5条进行修改。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和赔偿主体。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29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对当事人主体范围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例如，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被害人是指直接的受害人，还是间接的受害人？被告人是否包括未犯罪或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依照《解释》第84条、第85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以下几种：
1.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被害人能可以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必须存在着物质损失且该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这里的犯罪行为是指可能被追诉的行为而不应确指为法院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因为《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又有《解释》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遭受物质损失是由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犯罪事实造成的，就可以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限于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犯罪对象，也不管被告人侵害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不受该犯罪事实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的罪数和罪名的限制＆1。《解释》规定被害人的范围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欠妥之处，本人认为凡是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权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均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以公民为限，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符合入世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国际条约的信守。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民事活动是通过法人来进行的，因此法人是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一般来说，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应均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应由其主管组织或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提起。被害人在附带了事诉讼中享有原告人的地位。
2.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 被害人已死亡后，其近亲属以自己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对于近亲属的范围，《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范围较《刑诉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大，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近亲属的范围如何确定？从《婚姻法》第28条的规定与最高院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意见(下称民通意见)第147条的规定来看，笔者认为近亲属的范围应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准，如近亲属对于已死亡的被害人生前存在着抚养关系的，应可以作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还须符合以下条件：(1)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被害人确已死亡情况下进行；(2) 被害人的近亲属能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必须存在着实际的物质损失且该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3.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依《解释》第84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这法定代理人的诉讼地位不同于被害人及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此时其身份是诉讼代理人而不是原告人。理由是：(1)《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依照《民法通则》第12条、第13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是作为诉讼代理人身份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定代理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直接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指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能力人)的利益而不是本人的利益。(2)《刑诉法》第40条、第82条第2项、第3项、第5项的规定了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从而，法定代理人与当事人是不能相提并论，二者的内涵不同，因此，法定代理人不能列作当事人。虽然，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能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其并非是附带民事诉讼标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全部诉讼活动只能以被害人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2。
4.人民检察院。《刑诉法》第77条第2款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依《解释》第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并非是其他财产与人身权利。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应先由受损失的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受损失的单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检察院才有权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那么，检察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处于何地位呢？对于案件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检察院无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实际上它是代表国家以法律监督者身份行使权利，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利益，不独立享有原告人的地位。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 《解释》第86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有以下几种：
1. 刑事被告人.被告人在刑事上的责任能力与其在民事上的责任能力的年龄界限是不一致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应参照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的界限来认定。如果被告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他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被告人是限制民事行为人，一般由被告人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与监护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假如是单位、团体作为监护人，监护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人是已满16周岁而未满18周岁的公民，依民通意见第2条规定，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假如被告人没有财产可赔偿，依照民通意见第161条规定，那么被告人的原抚养人有垫付的义务，但不能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
2.被告单位。《刑法》第31条规定对单位犯罪一般要实行双罚制，单位、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都是刑事的被告人，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只能是被告单位而不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不法利益享受者是单位，而不是公民，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对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应是被告单位（犯罪单位作为刑事被告人，当然也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如果是单位工作人员履行职务中进行犯罪活动，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的，单位应对其职工的犯罪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这与《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法人、其他组织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要承担民事责任是有所不同的。假如单位职工借用单位的名义进行犯罪活动，单位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假如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假如单位无过错的，不负赔偿责任。
3.共同致害人。在民事案件中，共同侵权人对被害人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讲，共同致害人包括被告人、未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和在逃犯，这里所指的共同致害人不包括被告人在内。（1）未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包括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致害人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致害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致害人，要么是无行为能力人，要么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虽然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但其赔偿义务应监护人承担；对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致害人来讲，假如是成年人，应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同时也是赔偿义务主体，如果没有财产可赔偿，可以按民通意见第161条之规定来处理；假如是16周岁至18周岁间的未成年人，可按民通意见第2条规定来处理。（2）对于在逃犯能否被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在逃犯列入附带 诉讼的被告人，缺席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另一种是不能将在逃犯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4。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1｝《解释》没有规定在逃犯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义务主体；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具有依附性、从属性，在逃犯没有被刑事起诉，失去刑事诉讼的前提，那么对民事诉讼也无从谈起；｛3｝《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在逃的同案犯不能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4｝在逃犯的行为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为犯罪之前，无法对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作为结论，且对其作缺席判决，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这类案件的处理，可以先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判决在案的被告人负连带赔偿责任予以赔偿＆5。
4.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与已死亡的共同致害人的遗产继承人。（1）当前的审判实践中，对死刑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资格的确定问题有争论，做法不一。有的认为可按两种方法处理，一是将拟判死刑的被告人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予以判决；二是死刑已被执行后，其继承人继承其遗产的，应将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予以判决。还有的认为，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不应该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死刑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只能是刑事被告人＆6。而《解释》第86条明确地把已执行死刑的罪犯遗产继承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义务主体。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欠妥的。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是同一程序完成的，罪犯被执行死刑应在整个诉讼程序（含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完毕后方可进行的＆7。依照《解释》第89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以后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告人执行死刑后，刑事诉讼程序已结束，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另外，遗产继承人不是致害人，其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主体是不合格的。因此，对于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是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只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2）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案件还没审结完毕的，有一部分被告人死亡，还尚有部分被告人生存的，附带民事诉讼仍可继续进行，可追加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以其所继承的遗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案件已结的，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其所取得遗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
5.其他赔偿主体。《解释》第86条规定了五项赔偿义务主体，第（五）项是对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之外的概括，实际上是一种兜底式的规定。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他单位和个人与被告人之间应存在着某种的特殊关系，才使得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如雇用、监护、代理、隶属关系等。被告人受雇于其他单位和个人而执行任务时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雇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为单位履行职务时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履行被代理人任务时所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外，要明确认识到：1.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2.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8。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问题，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但《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的追诉期限分为5年、10年、15年、20年等，而《民法通则》第135条和第136条规定了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从而可见，刑法与民法对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是不同的。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可能存在着冲突。对此，有人认为适用刑事诉讼追诉期计算诉讼时效，有人认为适用民事诉讼时效＆9。
笔者以为，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原则上适用刑事法律的在关规定，理由如下：（1）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上虽属于民事赔偿性质，但它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的，依《刑诉法》第77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不受民法时效的限制；（2）从《民诉法》第108条规定、《解释》第88条规定来看，民事案件的起诉，要求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民事的立案条件较刑事的严格，如果在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能破案，被害人不能明确地确定被告、阐述事实理由，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样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根据刑事优先原则，在刑事案件没有审结前，民事诉讼一般是不能审理的，假如不能延长民事的诉讼时效，那么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如果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则按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处理。
如果刑事案件已告破，侦查机关先前对案件作出撤销处理决定的，尔后并非被害人的原因而已引起的刑事追诉的，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按民法的规定处理。被害人的原因是指由于被害人自诉、申诉、控诉等行为而引起司法机关对被告人进行刑事追诉的事实。例如，甲殴打乙致轻伤害，经公安部门主持调解，甲赔偿了乙的损失，公安机关撤销此案。后经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对此案重新移送起诉。此案中的被害人乙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应按民法的规定来处理，这是因为：（1）乙已经知道致害人是甲，乙同意公安部门主持的调解，而不再进行自诉、申诉、控诉等追诉致害人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民事当事人和解，请求权消灭，附带民事诉讼也随之结束；（2）公安机关经监督对此案重新移送起诉，对被告人的刑事追诉并非是被害人原因引起的，被害人乙已知权利被侵害而在民法规定的时效诉讼内不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说明乙放弃了实体权利的请求权。
四、被告人的反诉权。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是否具有反诉权问题的争论，观点不一，有的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反诉权（称之为“否定说”），有的认为被告人应具有反诉权（称之为“肯定说”）。笔者倾向肯定说，理由是：（1）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依《解释》第100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问题、程序的处理，应按民事实体法问题、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可对原告进行反诉。可见，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告人对原告人进行反诉也是于法有据的；（2）《解释》第266条规定“在第二审案件附带民事部分审理中，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人民审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二审程序是一审程序的延伸，既然二审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那么在一审中也应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3）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不能因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而剥夺了民事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不利于对民事被告人的人权保护；（4）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如不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被告人对原告人的反诉请求要另行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反而增加诉累，不利于诉讼程序的简化，降低诉讼效率。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邮　　编：325500　　　　　　

注释：
＆1.陈殿福著的《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1页。
＆2陈殿福著的《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2页。
＆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2002年第5期的《人民司法》第25页。
＆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2002年第5期的《人民司法》第24页。
＆5.同上。
＆6.张忠斌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问题的探讨》，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0页。
＆7.同上。
＆8.陈殿福著的《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3页。
＆9.姚莉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法律适用》，1998年《法商研究》第4期





“拍卖判决书”事件的解读

杨涛


据报载，近日，71岁的黄梅雪来到广州天河区宏城商业广场门口，要当街“拍卖”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黄老先生说，如果有人能为他讨回5万余元的工资，他愿意拿出其中2万元来酬谢。工资，顾名思义，乃劳动力之对价，劳动者赖以养家糊口之生计。黄老先生自愿如此，个中的辛酸可想而知。
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建立配合得力、运转高效的执行体制，目前以高级法院为基点的关于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与协调体制也已基本形成，甚至许多法院都建立了执行局一类的专门执行机构，但“法律白条”仍不时出现。黄老先生“拍卖”判决书一事便是这种困境的真实写照。
从某种意义上讲，黄老先生的“拍卖”，确有其合理的成分。试想，一张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判决书，在当事人眼里无异于是一张废纸，如果将其拍卖，能部份收回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拍卖判决书是一种违法行为，将对司法的权威产生硬伤。依据《拍卖法》的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而民事判决书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作出的权威结论，是公权力对私权纠纷的一种确认，体现了公权的尊严。非经法定程序，由司法机关变更或撤消，任何个人或单位不能改变，这是法治社会要求法院作为纠纷的最终裁决者的起码的底线。当然，判决书所涉及的标的是当事人可以自行处理的私权性质的债权，但由于公权力已经介入并作出了确认，私权自治的原则要受一定的限制。此时黄老先生可以放弃或减少债权，但要转让必须由司法机关依法加以确认，否则受让人就不是适格的主体，其无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也不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除非，黄老先生的债权已经实现，判决书得到执行，公权力的权威得以昭彰，其所获得的财产又进入了私权领域，这时才可再次行使自由转让的权利。
在笔者看来，黄老先生在法院执行的大门关闭后要使生效的判决中确认的债权实现，出路不在于“拍卖”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而是可以以有偿的方式要求他人帮助其实现债权。因为这不涉及对判决的变更，而是产生新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其私权意思自治范畴，并为法律所允许。途径有二：其一，委托律师代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居中调解说服债务人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等形式，在债权实现的范围内给予按比例的提成。但是不能委托非律师的公民代理，因为按照司法部的相关规定，非从事律师工作的公民不能够从事有偿的法律服务。其二，发出要约，要求他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使法院能得以执行，同样是在债权实现的范围内给予按比例的提成。此时，受要约方可以为任何公民。
然而，从黄老先生“拍卖”判决书这种尴尬的困境，不能不让我们判决的如何有效执行引起深思。在我们这么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要让当事人自觉地执行生效判决的确勉为其难。司法的不公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当事人心生不满，抵制执行判决。但原因不仅在于此，即使面对一个公正的判决，由于缺乏相应的信用评价体制及严厉的处罚，当事人的公然抵制执行并不会招来很大的不利后果。因此，民众与企业也不可能将遵守判决作为自觉的行动。而在西方法治国家，这种情形是不可想像的，如果那个公民或企业竟敢藐视法院的判决，对公民的信誉、企业的商誉的打击是致命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值得庆幸的是民法典的草案写入信用权，并提出建立信用机构，我们呼唤这一规定尽快通过。
面对着执行难的困境，要引起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在民间事实上存在的民事事务调查所有无合理存在的必要。虽然，公安部在1993年9月7日的通知中明令禁止的成立民事事务调查所，然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要对自己的主张举证，在执行中要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这些都使当事人希望有外力特别是专门机构支持，否则在本案中即便黄老先生发出要约，要求他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但谁有能力去作出承诺呢？看来，民事事务调查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近年来这些民间机构越来越红火便是明证，关键是要如何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
要引起我们思考的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国家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民事判决书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作出的权威结论，体现了公权的尊严，判决书是不能拍卖的。因此，执行判决的权力应当是实现国家判决权威的一种带有主动性的权力，从本质上属于行政权力，国家有责任查实执行中所要求的包括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在内的相关证据，把主动去执行判决当作自身职责，以维护司法权威和当事人权利。然而，我们国家的现状是执行机构设置在法院，执行权被看作是一种司法权，而司法的本质又是在于居中裁判，其贯彻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执行中也必然要求申请人承担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的举证责任。黄老先生称，欠他钱的公司其实并没有破产，成品仓库里还有近百箱放唱机，材料仓库也存有原材料一大批，生产车间则存有两条生产线设备等，但他无力举出相关证据，也只能望洋兴叹。在美国，州法院的判决由县司法行政官执行，联邦法院的判决由美国执法官执行，都体现了国家在执行司法判决权威中的主动性与职权性。在50和60年代，美国联邦法院要求消除种族隔离的判决在南方诸州受到白人和州长们的有组织的抵制，总统派出联邦军队，荷枪实弹的军人进入小石城，赶走了围在学校门口的州长和白人，黑人学生昴首阔步进入了校园。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