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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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芬兰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已于2010年5月25日在北京正式签署，双方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和2010年10月25日互相通知已完成使该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所必需的各自法律程序。根据该协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该协定及议定书应自2010年11月25日起生效，并适用于2011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中国：
　　1.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芬兰：
　　1.国家所得税；
　　2.公司所得税；
　　3.乡镇税；
　　4.教会税；
　　5.对利息所得源泉扣缴的税；
　　6.对非居民所得源泉扣缴的税。
　　（以下简称“芬兰税收”)。 
　　四、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增加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的重要变动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所有适用中国有关税收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资源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二）“芬兰”一语是指芬兰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芬兰共和国领土，和根据芬兰法律以及按照国际法，芬兰有权勘探和开发海床和底土自然资源的芬兰领海毗连的区域；
　　（三）“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团体；
　　（四）“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五）“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六）“国际运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七）“主管当局”一语，在中国方面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在芬兰方面是指财政部或其授权的代表，以及被财政部指定为主管当局的机构；
　　（八）“国民”一语是指：
　　1.任何具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个人；
　　2.任何按照缔约国一方现行法律成立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团体。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的任何时候，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要求的以外，应当具有协定实施时该国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该国税法对有关术语的定义应优先于其他法律对同一术语的定义。　　
　　第四条 居 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成立地或注册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并且包括该缔约国和其法定团体或地方当局。但是，这一用语不包括仅因来源于该缔约国的所得而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仅是其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仅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的国家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仅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家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仅是其国籍所属国家的居民；
　　（四）如果发生双重国籍问题，或者其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仅是其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家的居民。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二）企业通过雇员或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一方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但仅以该性质的活动（为同一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在任何十二个月内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的为限。
　　四、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由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信息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七款规定的独立地位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该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该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的保险企业，除再保险以外，通过第七款独立地位代理人之外的人在缔约国另一方境内收取保费，或者为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境内的风险保险，则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另一方构成常设机构。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地位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该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地位代理人。
　　八、缔约国一方的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公司股份或其他公司权利的持有者凭其所持有的股份或权利而享有该公司所拥有的不动产权益，那么直接使用、出租或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该享有权而产生的所得可以在不动产所在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则其利润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还是其他地方。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缔约国一方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税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而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执行上述各款时，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他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所取得的利润，应仅在该国征税。
　　二、第一款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关联企业
　　一、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相同的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两个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并且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导致其中一个企业没有取得其本应取得的利润，则可以将这部分利润计入该企业的所得，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在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征税时，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条件是该缔约国另一方认为调整是正当的。在确定调整时，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 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
　　（一）在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合伙企业除外），并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公司至少25%资本的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5%；
　　（二）在其他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10%。
　　本款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征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其他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 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税，也不得对该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征税，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但是，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
　　六、如果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或其他权利的产生或分配，是由任何人以取得本条利益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则本条规定不适用。
　　第十一条 利 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10%。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的政府、地方当局、中央银行或者完全由政府拥有的机构的利息，或者由缔约国另一方的政府、地方当局、中央银行或者完全由政府拥有的机构担保或保险的贷款而支付的利息，应在首先提及的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由于延期支付而产生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利息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八、如果据以支付利息的债权的产生或分配，是由任何人以取得本条利益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则本条规定不适用。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10%。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该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为使用或有权使用任何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任何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或任何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为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信息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信息所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七、如果特许权使用费据以支付的权利的产生或分配，是由任何人以取得本条利益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则本条规定不适用。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缔约国一方企业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或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的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该公司财产主要直接或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其在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取得该收益的人在转让行为前的十二个月内，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拥有该公司至少25%的资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六、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归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十二个月内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183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受雇所得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十二个月内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183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董事会或其他类似组织的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或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未归属于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归属于其他人时，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该所得仍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按缔约国一方或地方当局社会保险法律或制度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或其法定团体或地方当局对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1.是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或者
　　2.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
　　该项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或其法定团体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或其法定团体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薪金、工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
　　第二十条 学 生
　　如果一个学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的目的，而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为了维持生活或接受教育的目的收到的来源于该缔约国一方以外的款项，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第二十一条 其他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并且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的所得，也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二十二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芬兰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芬兰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从芬兰取得的所得是芬兰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并且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20%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芬兰税收。
　　二、在芬兰，除适用关于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芬兰法律规定外（其适用不应影响此处所列基本原则），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芬兰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可在中国征税的，除适用第（二）项规定以外，芬兰应允许从对该人的所得所征税额中扣除相等于根据中国法律与本协定规定在中国缴纳的税收；然而，该项扣除还应参照根据芬兰税法对同样所得计算出的税额。
　　（二）如果芬兰居民公司直接控制中国居民公司至少10%的表决权，该中国居民公司支付给该芬兰居民公司的股息免征芬兰税收。
　　（三）当按照本协定任何条款的规定，芬兰居民取得的所得在芬兰免税时，芬兰在计算该居民其余所得的税额时，可以对免税的所得予以考虑。　　
　　第二十三条 其他规则
　　本协定并不妨碍缔约国一方行使其关于防止规避税收（不论是否称为规避税收）的国内法律及措施的权利，但以不导致税收与本协定冲突为限。
　　第二十四条 非歧视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的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在相同情况下，特别是在居民身份相同的情况下，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缔约国另一方对从事同样活动的本国企业征收的税收。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责任给予该国居民的任何税收上的个人补贴、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像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一样，在相同情况下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多个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规定应适用于所有种类和性质的税收。　　
　　第二十五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如有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的征税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救济办法，将案情提交该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该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信息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可以预见的与执行本协定的规定相关的信息，或与执行缔约国双方或其地方当局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国内法律相关的信息，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信息交换不受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限制。
　　二、缔约国一方根据第一款收到的任何信息，都应和根据该国国内法所获得的信息一样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第一款所指税收有关的评估、征收、执行、起诉或上诉裁决有关的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门）及其监督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信息，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披露有关信息。
　　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信息；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或专业秘密或贸易过程的信息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信息。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根据本条请求信息，缔约国另一方应使用其信息收集手段取得所请求的信息，即使缔约国另一方可能并不因其税务目的需要该信息。前句所确定的义务受第三款的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一方仅因该信息没有国内利益而拒绝提供。
　　五、在任何情况下，第三款的规定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一方仅因信息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被指定人、代理人或受托人所持有，或者因信息与人的所有权益有关，而拒绝提供。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原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 效
　　一、缔约国双方政府应在完成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后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对方。
　　二、本协定自第一款提及的后一份通知收到之日起第30天生效。本协定的规定在缔约国双方对下列税收有效：
　　（一）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源泉扣缴的税收；
　　（二）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任何纳税年度对所得征收的其他税收。
　　三、1986年5月12日在赫尔辛基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以及1995年9月11日在赫尔辛基签订的修订上述协定的议定书，应对按第二款规定本协定适用的税收停止有效。
　　第二十九条 终 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五年后任何历年的6月30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约国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对下列税收应停止有效：
　　（一）在通知发出后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源泉扣缴的税收；
　　（二）在通知发出后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任何纳税年度对所得征收的其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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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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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定于2010 年5 月25 日在北京 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芬兰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同等作准。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芬兰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议 定 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时，下列代表同意以下规定应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关于第四条和第十九条，“法定团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设立的具有公共性质的法定机构，除该国或其地方当局外，无人对其拥有利益。
　　二、关于第十一条，“完全由政府拥有的机构”一语是指：
　　（一）在中国：
　　1．国家开发银行；
　　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3. 中国进出口银行；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5.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6．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
　　7.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能同意的、由中国政府完全拥有的任何机构；
　　（二）在芬兰：
　　1．芬兰工业合作基金（FINNFUND）；
　　2．芬维拉公司（Finnvera）；
　　3．芬兰出口信用公共有限公司；以及
　　4．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能同意的、由芬兰政府完全拥有的任何机构。
　　三、关于第十二条，对于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而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的税收，虽有第二款的规定，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70%金额的10%。
　　四、关于第十三条第四款，“主要”一语是指“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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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　　
　　本议定书于 2010 年 5月 25 日在 北京 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芬兰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同等作准。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芬兰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试析无权处分的效力
——兼论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理解

翟鸣飞

内 容 提 要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三种学说：无效说、有效说和效力待定说。这三种学说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物权变动体系下，本文从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入手，指出债权形式主义是我国目前已经确认的物权变动模式，从而说明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效力待定说，是符合我国目前法制背景和我国的国情的一种学说。对于《合同法》第51条所确定的无权处分制度，不应当以其尚未完善之处加以否认整个效力待定说，而应当在效力待定说的指导下积极完善我国的无权处分制度。作者将《合同法》第51条的内容理解为：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或者在相对人善意且符合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条件的情况下，成为生效的合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无权处分行为如何与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担保制度和不当得利制度之间的协调。
关键词：无权处分 合同效力 物权变动模式 债权形式主义 善意取得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academic theories on the efficiency of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the theory of validity, the theory of invalidity, and the theory of validity to be decided. These theories are established on different systems of real right changing resp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reditor’s rights pattern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P.R.C.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mode of real rights changing, which illuminates the theory of validity to be decided in the Creditor’s rights pattern accords with the jural background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R.C. The system of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which is stipulated in the article 51 of Contract Law, should be actively perfected rather than denying the whole system based on the incomplete article. The author deems that the contract of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which is probable to be decided will become valid contract ac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obligee admit posthumously, or disposer without right obtains the right after the contract concluded, even or the relative man is goodwill and answer for the condition of bona fide gaining system. The author also analyses how the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assorts with the bona fide gaining system, the warranting liability for the defects of a donation system, and illegal profits system.
Key words: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ntract, mode of real right changing, the creditor’s rights pattern, bona fide gains


试析无权处分的效力
——兼论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理解
东北财经大学 2004级民商法专业研究生 翟鸣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于该条规定的含义学术界争议很大 ，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
无效说是建立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行为，这一观点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属少数说；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上，区分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因无权处分人不具有处分权而效力待定，之后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权处分人最终没有取得处分权而导致物权行为无效，债权行为效力仍不受影响，这些观点可谓目前的有力说 ；效力待定说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它建立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上，这一观点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通说 。本文力图从债权形式主义已经确认为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的角度出发，来说明效力待定说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制背景的一种观点，从而讨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以及无权处分行为与各制度之间的协调问题。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以上三种学说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识差异，但在更深层次面上，它们的逻辑前提已然有异，它们代表着论者对我国物权行为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上认识的差异。所以，要分析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必先要选择一种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基础，笔者认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理解时，应采用债权形式主义作为其逻辑前提。
（一）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局限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及债权形式主义，为近现代各国民法关于物权变动的三种基本理论学说。此三种学说中，债权意思主义又称为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为典型代表。债权意思主义认为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不承认有所谓物权行为，所有权的转移以债权契约为根据，既不须另有物权行为，也不以登记和交付为生效要件。
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物权交易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家公权力对于物权交易和个人意思的干预”，同时，“免去前资本主义时代物权交易所需要的诸多烦琐程序”。 债权意思主义对于第三人极为不利，当事人双方只要存在意思表示即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力，“这种结果使社会和第三人不能从外部明了当事人之间是否发生了物权变动，以及物权变动的具体时间，从而使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难以清晰地为社会第三人所知悉。”
（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局限
物权形式主义是以《德国民法典》为典型代表的。依此学说，买卖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除须有买卖契约、登记或者交付外，尚须有当事人就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作为一个独立于买卖契约之外的合意， 此合意即物权合意。换句话说，这是将物权的合意与登记或交付作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的立法模式，即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
物权形式主义，使当事人间的内部关系与对第三人的外部关系完全一致，从而避免了债权意思主义下，物权变动关系被分裂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而衍生的复杂问题。但是物权形式主义也存在巨大的弊病：首先，在物权形式主义下，债权行为始终基于合意而成立，这就忽略了买受人在订立合同时的心理状态是善意还是恶意，在买受人恶意订立合同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基于无效的债权合同获得利益，而因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出卖人仅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赔偿。这就使出卖人具有绝对效力的所有权变为仅具相对效力的债权，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并违背现代人类正义的法感情与法意识” ；第二，把物权合意从债权合意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其独立性及无因性，“结果不独使物权变动之际的法律关系徒增紊乱，同时也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理念不符”。
（三）债权形式主义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纳
债权形式主义，也称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的结合，以奥地利民法与瑞士民法为其代表。依此学说，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除当事人间须有债权合意外，仅需另外践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即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债权形式主义兼具债权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两者的不足和局限性，既能使当事人的意思得到充分的尊重，有能够使物权变动中当事人间的内部关系和对第三人的外部关系协调统一起来，切实保障交易安全。二战以来的现代各国民法广泛采取债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已在当代世界民法立法中居于有力和支配地位，代表着物权变动立法规则模式的基本潮流和趋向。
（四）我国已经接受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2条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关于动产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定。其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据此可知，交付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要求另有移转所有权的合意（物权合意），而是将所有权的移转直接作为合同履行的当然结果。
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我国也是采意思主义与登记的结合（即债权形式主义），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既不承认有物权的合意，也不承认物权变动的无因性。

二、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断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 无权处分的效力问题，我国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下面分别对此三种观点进行评述。
（一）对于无效说
无效说在我国学术界虽然只是少数说，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经常采用。 将无权处分合同一概视为无效合同，这显然不妥，尽管无权处分行为可能会造成对真正权利人的侵害，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一定必然造成权利人的损害，无权处分行为也可能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例如：无权处分人高价将权利人的物品卖出，权利人认为此处分对其有利，从而追认了该无权处分行为，此时，在权利人、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都自愿接受该合同约束的情况下，一概地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完全忽视当事人的意愿。
此外，学术界关于无效说论证其自身存在合理性的原因通常有二：第一，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明确规定无权处分行为无效，那我国也应作如此规定；第二，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出卖人有权处分”为强制性规定，那么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无权处分行为当然为无效的合同行为。
对于第一项原因，如前已经分析，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选择不同，尽管《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明确规定无权处分行为无效，但也不能据此认为我国应将无权处分行为规定为无效行为。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其运用范围是有边界的，具有难以克服的“地方性”。一般而言，只有在相同或相似的法制背景下，才有将域外的法制经验运用到本国的法律解释的余地。 如前所述，我国已选择合意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与法国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是根本不同的，法制背景差异如此之大，却简单的通过比较法的方法，就将《法国民法典》上的规定搬到我国民法上的做法是轻率的，不可靠的。
对于第二个理由，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为强制性规定，而得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结论，也不能成立。因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从实质上看，强制性规定属于私法自治的例外和必要补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妨害或有可能妨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时候，才有必要在法律上设置强制性规定。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有无处分能力，仅涉及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并无大碍，因而无国家干预的必要。 在形式上，强制性规定是法官据以判案的依据，是法律上的裁判规范，它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出安排。因此第132条第1款并非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而是属于《合同法》上的倡导性规范。
（二）对于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上，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为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则以行为人具有处分权为核心要件。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处分人虽然没有处分权，但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只是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为有效。”但是《德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效力待定实际上是指物权行为效力待定，而不是指债权行为效力待定，债权行为不因无权处分人没有处分权而受到影响。正如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所指出，“法律行为处分禁止在物权上的无效性，不应当影响某项不为处分的义务在债权上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负有处分禁止义务的人虽然能够处分，但是他不应当为处分。”
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曾经专门以出卖他人之物的行为为例，分析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他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债权行为，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债权行为不以出卖人有处分权为必要，出卖人对标的物虽无处分权，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
但是，该学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有效说没有区分相对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认为合同一律有效，这对真正权利人的保障十分不利，因为无权处分行为极为可能造成对权利人的利益的损害。妨碍其正常地享有和行使财产权，尤其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无权处分行为一概有效，那么不仅对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一种漠视，对正常交易的秩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尽管需要强调对相对人的利益的保护，但也要视其是否善意而定，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则根据有效的债权行为而加以保护；如果相对人是恶意的，则应把保护的重心移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上，不能为了保护动的交易安全，而忽视对权利人权利的静的安全的保护。
此外，如前分析，物权行为理论将物权行为从债权行为中独立出来，使现实生活简单的交易活动，人为地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系，使物权变动过程徒增复杂，过于繁琐，这也是有效说不可取之处。
（三）对于效力待定说
效力待定说是以我国法制为背景，以债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立法选择的，此种观点认为，无权处分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后，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未取得处分权的，权利人又不追认的，合同无效，但是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尽管此说为我国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通说，但仍有许多学者提出该说具有许多不能克服的缺陷：